教案发生后，慈禧太后给曾国藩下达了两项任务：“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既不能得罪洋人，又不能委屈百姓，这是多么冠冕堂皇的要求，又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啊！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远在北京城里的衙门老爷们儿，考虑问题“全面、细致、周到”，只要能推卸自身责任和压力，他们根本不考虑底下的实情和经办人的苦衷。他们虽然让曾国藩去第一线主事，却并不授予他全权。曾国藩没有直接的外交权力，每件事情都要“请旨办理”。朝廷为了表示“高度重视”此事，平均三四天就给曾国藩颁布谕旨，指手画脚。事实上，谕旨已经给曾国藩规定了具体善后措施：查办焚烧教堂、杀害洋人的凶手，查办处置不力的地方官员。

法国方面也提出了非常明确且异常强硬的要求。法国公使罗淑亚不仅要求惩治凶手，而且明说此案是天津地方官员主使行凶的，要求曾国藩交出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及天津总兵陈国瑞三人给丰大业抵命。如果不交人，罗淑亚扬言法国政府要派遣舰队远征中国，“便宜行事”。罗淑亚再三照会曾国藩要求上述三名中方官员抵命，并派翻译官德微里亚前来交涉。曾国藩置之不理，反问：“法使称府县主使，究有何据？”德微里亚口塞不能回答。

1870年7月10日，曾国藩抵达天津。当时，教案虽然已过去二十天，但天津百姓依然激奋不已，满城嚣嚣。官民上下都强烈呼吁对外强硬，拒绝退让妥协。曾国藩的轿子在街头压根就走不动，拦轿递禀的官绅百姓填街溢市。曾国藩“每收一禀，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潮水般涌来的人们不知道，在朝廷和法国的双重压力下，曾国藩并没有多少自主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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