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安排一个西装革履的英国人和一个留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人迎头相遇时，双方都发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新世界。

当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沉溺在朝贡体系之中时，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世界是“西强东弱”已成定局的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华帝国沿着惯常的道路缓缓前进，仿佛一件制作精美的硕大瓷器，浑圆、高贵、典雅、艺术成就高，实质上脆弱得一击即碎。而欧洲国家迅速崛起，经济和文化实力飞速发展。在经济上，葡萄牙、英国等国的商业、贸易和金融都开始发展，并且势头强劲，但是中国还故步自封在老套子里。

在西方异常关注的关税方面，清朝实行的是每年固额征收制。中央政府每年规定本年度关税征收总额，收少了要求补齐，多收了也不问。关税固额在清朝已经保持了几十年的稳定，让整个海关系统端着大锅饭吃得不亦乐乎。在军事方面，欧洲国家的职业海军配备着坚船利炮，驰骋在四大洋，而中国的军人混杂在民间，集捕快、征税员、消防员和民警于一身，所谓的水师仅仅是划着小舢板的内河巡航队。当对将火药应用在采矿和军事上习以为常的利玛窦观看了南京城的元宵节焰火表演后，惋惜地说：“在一个月中用去的硫黄，要比在欧洲连续作战三年用的还要多。”在文化方面，西方民众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权，努力创新发明，增加财富积累，而中国自上而下都缺乏自我意识，更没有近代的“国家”、“领土”和“权利”等概念。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传教士满怀热忱进入中国，绝大多数在数年后失望透顶地逃离中国。因为他们发现中国人不仅思想停滞，而且高傲自大、闭塞拒绝思想交流。他们将西方来的人一概视为“朝贡者”，传教士为“洋僧”，西方器物为“奇技淫巧”。利玛窦之所以被允许居住在北京，则是因为他向皇帝献上了两个自鸣钟，官府找不到会修理的人只好允许利玛窦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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