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著作有两种：单纯考据的历史，为政治哲学服务的历史。二者差异之大，不亚于乾嘉之学和义理之学。前一种著作针对文科的专业技术人员，后一种著作针对公众或外行读者。波舒哀、伏尔泰、麦考莱、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哈耶克、凯恩斯影响最大的著作都属于后一种，在考据意义上都不合格；但公众的世界想象和历史图景几乎完全由后一种著作塑造，“资治通鉴”而非“为学术而学术”才是他们重视的价值。在他们的伟大体系中，政治哲学构成无所不在的磁场，历史材料仅仅是看得见的铁屑，沿着看不见的磁力线自动归位。证伪某些材料对整个体系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可以自动归位的铁屑数不胜数，随时可以更替而无须改变任何重要论断。

这种体系的唯一替代物就是其他体系，而不是任何高度精确的材料。它们就像地图，肯定有简化和歪曲的地方。惟其如此，才能为异乡人指路。一幅处处精确得“跟王国一样大的王国地图”，即使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也毫无价值。如果某种体系不能满足你，你需要的替代品应该是更有指示性的地图，而不是更精确的地图。例如，你可以得到更有用的汽车交通图，但它肯定会拉直和简化山脉河流的真实形状。

托克维尔的著作无疑属于这种体系。它们可以列入绝对主义和近代早期的历史著作，但意义不大，因为思辨和分析太多而原始材料太少，不符合历史技术员的期望。托克维尔真正的知音都是广义的社会学者或政治学者，希望“通古今之变”并从中获得启示或洞见而非可靠的事实。洞见是经验和直觉的产物，不能证明只能领会。读者必须分享作者眼中的世界图景，对照自己心中的世界图景，以古证今，才能资治通鉴。如果仅仅根据表象划分“某某主义”“某某派别”，就会消泯醍醐灌顶的启示，而后者恰恰是这种著作的真正价值所在。如果你把猫咪和金鱼划为自由派，把老虎和鲨鱼划为保守派，得到的结果就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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