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并没有许多藏书。八十年代初的学生也没有那么多的课外读物。因此，当智力发育强烈需要营养的时候，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父亲小书架上的《青年自学从书》之《鲁迅杂文选》以及《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这几本土红色封面的小册子是“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而于一九七三年五月编辑出版的。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这两本书我已经读得滚瓜烂熟。作为初一学生，我不但从注解中知道了顾颉刚患有口吃，知道了陈西滢是鲁迅的死敌，甚至还知道了李四光也曾与鲁迅势不两立，曾经想把鲁迅“投畀豺虎”。当然，这些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的初一年级作文里，已经明显出现了“鲁迅腔”。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本初一时的作文本。里面充斥着“确乎”“然而”“大抵”“而已”，甚至有的篇末，还模仿鲁迅，对某种现象来一首仿太白的绝句“以讽之”。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阅读鲁迅，我建立起了对“国民性”这一话题的持久不衰的兴趣。

成年之后的我常常会陷入自省。当然，一般是在我和这个世界发生摩擦之后。说“摩擦”也许不太合适，因为“我”和“世界”太不对等了。我再坚硬、再尖刻，在浑然巨大的“这个世界”身上也“摩擦”不下什么痕迹。而“这个世界”一旦不经意地“摩擦”我一下，就有可能让我伤筋动骨，至少也要龇牙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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