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剩下的人活了下来。

凯拉厌倦了寻找论文选题。她去法学院问教授们她是否可以旁听。一个月后，她又精力充沛起来。她很愤世嫉俗，她说：“法律只在乎财富！”但同时也生气勃勃。她认为法律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工具，是能让她有所收获的东西。她申请了哈佛法学院，可同时又被斯坦福录取了，她立刻决定去斯坦福，并在那里找了一份工作，好赚钱交学费。

上个月，我收到了她的信。她已经从法学院毕业了，正在准备司法考试。她找了一份当律师助理的“小活儿”。那对我来说可不是小活儿。我希望看到她像蝙蝠女侠一样，飞过我的窗外，手里拿着新颁布的十条法令。

克拉丽莎整学期都在学习，主要是看文献，文学书籍看得少了。六月，她去芝加哥看望表姐，却不知不觉走到了芝加哥电视台，为某档新开播的有趣历史类节目提了一些建议，结果制片方当场聘用了她。她回剑桥拿东西时，那成熟许多的脸庞焕然一新，熠熠发光。她说，电视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我说，我觉得那是除了天主教会以外最保守的事物。如往常一样，我们各自保留意见。

那些天，她在制作一档节目，那档节目被吹捧为十年来最有趣、最新潮的节目，据说还会面向全国播放。不过，克拉丽莎并未因此而焦虑。她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高效，她的精力聚焦在新的创意和合作伙伴身上。她证明了自己可以做到。女人可以做到。我希望，总有一天，她能像女超人一样，从我的电视屏幕里飞出来，手里拿着一串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上面全都是女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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