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点也不怀念我们的童年，因为我们的童年充满了暴力。在我们身上，在家里，在外面，每天都会发生各种事情。但我记得，我那时从来没觉得我们遭遇的生活很糟糕，生活就是这样，这很正常。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习得的一个责任就是，在别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艰难之前，我们不得不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当然，我也很喜欢我们的老师，还有神父那种彬彬有礼的行为方式，但我觉得他们的方式不适合我们的城区。在这里，尽管你是个女人，你也不能太客气，女人比男人斗得更凶，她们会拽头发，会相互伤害。伤害是一种疾病。从小我就想象有一种很微小的动物，肉眼几乎看不见，会在夜晚来到我们的住宅区，它们来自水塘，来自废弃的火车车厢，来自臭草、青蛙、蝾螈、苍蝇、石头和灰尘，它们会进入我们喝的水、吃的食物、呼吸的空气里。这些细微的虫子，会让我们的母亲、祖母像恶狗一样易怒。她们比男人更容易感染这种病，男人不断发火，最后他们会平息下来，但是女人呢，她们表面上很安静，心平气和，但她们会愤怒到底，停不下来。

发生在梅丽娜·卡普乔——莉拉母亲的一个亲戚——身上的事情，对莉拉影响很大，我也受之影响很深。梅丽娜和我父母住在同一栋楼里，我们住在三楼，她住在四楼。她才三十多岁，但看起来很老，她有六个孩子。她丈夫和她年龄相仿，在蔬菜水果市场给人家卸货，我记得他个子不高，很壮实，但是脸长得很英俊，满脸自豪。有天夜里，他像往常一样从家里出去，就再也没回来，可能是被杀了，也可能累死了。他的葬礼非常悲惨，整个城区的人都参加了，我父母和莉拉的父母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梅丽娜从外表看没发生什么变化，她还是那个干巴巴的女人，鼻子很大，头发已经花白了，声音尖锐刺耳。每天晚上，她都要从窗口一个个地呼唤孩子们的名字，每个音节都拉得很长，带着一种愤怒的绝望：艾—达！米—凯—莱！刚开始的时候，多纳托·萨拉托雷没少帮她，他住在梅丽娜楼上，也就是五楼。多纳托持之以恒地去圣家教堂，作为一个行善的基督徒，他尽心尽力为梅丽娜筹款，收集旧衣服、旧鞋子，把梅丽娜的大儿子安东尼奥安置到了他的熟人格莱西奥先生的修车铺子。梅丽娜对他非常感激，在她寂寞的女人心里，那种感激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爱和激情，也不知道萨拉托雷有没有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男人，但也非常严肃，生活总是三点一线：家、教堂和工作。他是国家铁路系统的乘务人员，有一份固定的工资，可以很体面地养活着妻子莉迪亚和五个孩子，他们最大的孩子叫尼诺。如果他不在那不勒斯—帕奥拉的那趟车或者回程的车上，那他就在家里，修修这个，整理整理那个。他会去买东西，用小车推着最小的孩子出去散步，这种行为在我们的街区很不正常。没人想着：多纳托这么做是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没有任何人那么想。整个楼里的男人，以我父亲为首，都认为多纳托是一个喜欢当女人的男人，加上他居然还写诗，还喜欢念给别人听。梅丽娜也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寡妇更愿意相信：因为他善良，所以他就被妻子搞得俯首帖耳。因此梅丽娜决定和莉迪亚·萨拉托雷斗争到底，她要把多纳托解放出来，让他和自己结合。刚开始的时候这场残酷的战争让我觉得很有趣，无论在我家里还是在外面，人们谈起这件事情时，都会满怀恶意地笑起来。莉迪亚把刚刚洗好的干净床单晾在外面，梅丽娜会跳上阳台，手上拿着一根竹竿，一头专门用火烧黑了，用竹竿把床单弄脏；莉迪亚经过窗下，梅丽娜就会朝她脑袋上吐口水，或者倒下去一桶脏水；白天，莉迪亚在梅丽娜的头顶走来走去，加上几个闹翻天的孩子；整个晚上，梅丽娜都用拖把敲打天花板。萨拉托雷想尽一切办法想平息这场战争，但他是一个过于敏感、客气的男人。就这样，战争在不断升级，两个女人在楼道里或者路上遇见，就开始相互咒骂，骂得非常难听、激烈。从那时开始，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害怕。我的整个童年最可怕的一个场景就是：开始是梅丽娜和莉迪亚的叫喊，随后是从窗子和楼梯上传来的咒骂声，愈演愈烈，接着我母亲打开门去看，后面跟着几个孩子，最后一个场面是这样的——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两个女邻居扭打在一起，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梅丽娜的脑袋撞到了楼梯间的地板上，离我的鞋子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就像一只失手掉在地上的白色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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