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23 18:11:53

我是一名已经退役的航天员，我一生只执行过一次航天任务，然而这唯一一次航天任务却持续了整整十五年之久。这段尘封的记忆已经有十年不曾回顾，不是我回忆不起来，而是那十五年发生的事情，KB到我需要十年来修补内心的创伤。众所周知，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始于2003年，神舟五号成功的将杨利伟**送入太空，但如果你真的那么认为，也无可厚非。毕竟真相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公之于众的科技永远是落后于实际掌握的科技的。

祖国真正进军航天时代，始于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当年在钱学森的带领下，我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在那个红色的年代，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的中国史上又一个里程碑。那年我七岁，出生于一个正宗的红色家庭，那段时间，连我父亲都一扫文丨革丨带来的阴霾，脸上都时刻挂着笑脸脸。现在的人们也许读不懂我们那时的心情，那是一个国家利益国家发展高于一切的年代，国家的胜利，便是人民的胜利。虽然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一颗卫星到底意味着什么，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航空航天产生极大的兴趣，七岁的我，并不懂得什么是航空航天，但父亲的喜悦是我看在眼里的，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以后一定要自己发射一颗人造卫星，让父亲高兴高兴。父母在了解到我的想法后，夸我有志气，有出息。这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随着年龄的不断增涨，我对星空的向往越来越强烈，对浩瀚的宇宙拥有无比的敬畏。正宗的红色家庭背景在文丨革丨的十年里保全了我们一家人，也给了我相对较好的学习环境，高考恢复后的第五年，也就是一九八二年，我终于如愿以偿的考入了北京航空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入大学之后，怀着对星空的渴望，我更加努力的学习，终于在1986年作为特优生进入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跟从王志坚教授主要对火星进行观测研究，也许这话在现在看来比较奇怪，因为就我所知，在今天天文和航天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一个星体进行研究，理论上应该是天文的事，而不是航天的事，但在当时人材稀缺，我们一个班只有六个学生，航天和天文的界线并不十分明显，航天与天文，都是必修的课程。这样的背景，也成为了我加入后面的任务的重要前提。我们一边对火星进行观测研究，学习着俄语，一边进行着苛刻的航空训练。学习俄语我们是理解的，那时苏联和我国的关系可以用兄弟二字来形容，苏联的技术比我们先进得多，学好俄语，才能实现中苏在航空领域的技术交流。这话其实有些夸张，那时候我国的技术比起苏联差得太多，所以，所谓的技术交流，更多的是我们向苏联学习，尽管这样的学习机会，及为少有，苏联可不会大方的把自己的先进技术送给我们。苛刻的航空训练，我们就不大能理解了，我们从来不知道这样的训练有何目地，以我国当时的技术水平，是绝对无法将一个人送入太空的。直到两年后，我才知道，这样的安排，其实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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