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考虑到已经被圈地之人的生存，康熙再一次下旨要求八旗主人善待旗下奴婢和仆人。在这之前，八旗主人虐待奴仆时间非常严重。根据当时刑部尚书的统计，京城一带每年自杀的奴仆不少于两千人。这儿的“自杀”很多都是被主人折磨致死的，完全是他杀。但是法律偏向于权贵们，他们杀了人也没什么事儿，只要去刑部报告一下说自杀就可以了。对此刑部尚书有一句很精彩的点评：“怎么可能会是自杀呢？谁不是想活着而害怕死亡呢？”话虽这么说，可是刑部尚书却完全拿他们没办法，虽然他是正部级的高官，可是权贵们的后台他还是动不得的。现在康熙下旨处理此事也多少有点力不从心，他也只能用商量的口气说道“以后官民，务须各将家人抚恤训养，勿得仍行逼责致死，人命至重”。

除此之外，在康熙十一年，康熙同意了汉族官员多年来的请求，开始明确规定，此后除宁古塔之外，逃人案件全部都开始由就近的地方督抚审理，在外的王公将军不必在管理逃人事件。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一次行政权力的转介。但是这却是一次根本性的变化，逃人法在这里已经被宣告了终结。因为地方督抚大多是读儒家书的读书人，他们对逃人的处置绝对是非常宽松的，而不像那些王公将军一样动不动就是处死。

至此，清初的圈地、投充、逃人三大弊政都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而这正是阻碍盛世到来的症结所在，只有破除了这些，才能够与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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