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郝经提出了解救之法，请忽必烈遣使禀告蒙哥，用大兵压境的手段，逼迫南宋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降名进币，割地纳质”，南宋的生存正遭受着严峻的考验，必然会接受这种不平等的条约，我国可趁机“姑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图后举，天地人神之福也。”即便这条路最后走不通，殿下也算是仁至义尽，再出兵也为时不晚（2）。郝经这篇《东师议》大致的意思就是认为现在国家内部环境不佳，不是灭亡南宋的好时机，最好的办法是从南宋身上讹诈一些利益，然后见好就收，赶紧撤军回国。郝经的意见在当时汉族谋士中很有代表性，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忽必烈刚刚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现在要是不战而退兵，兵权恐怕又会丢掉，简直就是开玩笑一样，因此忽必烈自然不会采纳。

公元1259年8月，忽必烈率军渡过淮河，分兵向鄂州挺进。前文讲过，从中原入鄂州首选的道路当属襄阳无疑，这是因为襄阳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为天下喉襟，本身的地理位置就十分紧要，况且一旦攻克襄阳，就可沿汉水顺流而下直达鄂州，汉水在过了襄阳之后，水面越来越开阔，宋军是无法对蒙军进行拦截的。忽必烈为什么不进攻襄阳，因史无明言，只能妄加猜测，或者是他吸取了上一年塔察儿攻打襄阳数月不克，不想重蹈其覆辙；或者因水师未能备齐，即便攻克襄阳也难以沿水路到达鄂州；各种可能性都存在，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这个时候，蒙古最高领导集体对襄阳的重要性还没有能够充分的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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