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之世间竟有如此多的犯人，倒不全是社会治安有多遭糕，而在于这个所谓汉之极盛的时代，是一个全民“被犯法”的时代。东方的法律是刑法，主旨就是皇帝单方面的对人民使用暴力。因此中国帝王习惯于将天下人的私产，视作一已的私产。尤其是汉武帝，光是用兵，一年就要开销几十百亿钱，为了巩固新的地盘，还得大规模移民屯边，动不动几十万百姓迁过去，他们的吃喝拉撒也全由国家包下了，这么个折腾法，一年四五十亿钱的财政收入根本吃不消，何况还要治河赈灾，还要兴土木弄鬼神，巡游天下，给自己造八宝山。一来二去，文景之治留的那些底子早就精光了。钱从哪来呢？民间已被逼得“产子辄杀”了，武帝又将手伸向了上层社会，宗室王侯、豪强地主和富商大贾无一幸免，连官吏也不放过，榨钱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出名的有两手：一是将卖盐、卖铁、造币这三个最来钱的门路，实行国有化，剥夺私人的经营权，改为官营。这不仅打击了商人，也影响了商人背后的利益集团，被后世儒家扣了个“与民争利”的大帽，骂了两千年。但这所谓的“民”是升斗小民吗？无论如何，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国要在短短几十年中干出那么大的伟业是不可能的。另一项政策是“算緍”，根据商人、富豪们的财产多少，按比例征收财产税。这一税法今天西方人还乐行不疲，不过，性格酷烈的汉武帝对它兴趣不大，它的出台，不过是为“告緍”铺平道路：以防止瞒报、少报财产为借口，鼓励民间检举揭发，以借机没收商人、富豪们的全部财产-----这才是合乎武帝胃口的。正是此种背景下，酷吏大显身手。酷吏的特长就是把没罪变有罪，再最大限度的株连。最后搞得全国“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两汉四百年间，酷吏中的一帮子极品，像王温舒、义纵、宁成、杜周、张汤都集中出现在武帝时代，这绝不偶然的。仅以杜周为例，其“一岁至千馀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廷尉及中都官诏狱至六七万人”。而铸钱的打击面尤其大，因“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官府抓不胜抓，最后武帝不得不“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另外仅自首免死的还有一百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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