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丧，在公元前五世纪时，人们就已经不能忍受，所以才有宰我的强烈反击。事实上，孔丘并没有回答宰我的问题。宰我的问题是：三年之丧的结果，将使“礼坏乐崩”，孔丘应该解释或证明礼不会坏，乐不会崩。可是他却抛开这个严肃的主题，绕过来问宰我吃米穿绸心里是不是平安？而又在背后骂他不仁不义！这种答非所问的论断，只是下流的人身攻击，使人们的注意力远离焦点。几千年来，中国人就用这种方法思考，被这种方法牵着鼻子乱走。

仅只因为司马炎在三年之丧一件事上，恢复了公元前五世纪人们已不能忍受的痛苦，司马光便无限感动，赞扬他是“不世之贤君”。司马炎是不是“不世之贤君”，《资治通鉴》俱在，字字可考，只不过一个荒淫的地痞流氓而已。《资治通鉴》可是司马光自己编的，为什么这么轻视读者的智慧，把史实一笔抹杀，只因为这项行为符合司马光自己的利益。

司马炎守丧之举，与其家族背景密切相关。

河内司马氏与汝南袁氏同属服膺儒教的地方豪族，司马懿与袁绍阶级出身相同、信仰相同，与非儒家出身的谯县曹氏格格不入。从本质上来说，魏、晋的兴亡递嬗，不仅是司马家、曹家两姓之间的私人恩怨，更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族的斗争胜败问题。

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以袁绍为代表的儒家豪族在正面战场上失败后，转而扶持潜伏在曹魏帝国的司马懿，最终实现了对非儒家寒族的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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