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威宗在明朝国力军力都不可能支撑两线作战的状况下，采取的政策一直是“攘外必先安内”，具体说就是“平辽必先剿贼”。因为他的判断是：“辽”的目的不过是“割据”和“劫掠”，不过是严重的“癣疥之疾”而已，“贼”却一定是“腹心之疾”。两害相权，只能取其轻。安宗继统之后，一方面只有维护威宗的基本国策才能获取基本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仇人”也确实是李自成而非满清。

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注重“以史为鉴”。明朝之前，“天下大乱”大抵有九次：秦末农民起义、新末农民起义、东汉末黄巾之乱、西晋八王之乱、隋末农民起义、唐朝安史之乱、唐末黄巢之乱、北宋末金人入侵、元末农民起义。其中秦末、新末、隋末、元末的变乱，也包括黄巾之乱都是由于朝廷暴政引起的，并无外敌。明朝士大夫当然不可能承认威宗是秦二世、王莽、隋炀帝、元顺帝那样的皇帝，也不可能承认李自成、张献忠会成为项羽、刘邦、刘秀、李渊或者朱元璋（倒是把他们视为樊崇、张角兄弟、窦建德、杜伏威、陈友谅、张士诚一类人物）。北宋末金人入侵时没有内部变乱，崇祯朝廷灭亡时也没有八王之乱那样的宗藩之间的内战（弘光朝灭亡后倒是有），可比拟的也只有唐朝安史之乱或者是黄巢之乱的景象了。既然环顾朝野找不到郭子仪李光弼（马士英史可法都有自知之明，而且明朝的最精锐部队或是被李自成消灭，或是被满清消灭），又不太可能出现朱温，更何况唐朝的历史，无论是回纥还是沙陀，也确实没有危及社稷（沙陀甚至还表现得非常“忠义”）。弘光君臣确实难以作出“满洲意在入主中原”的判断，就必然只能“借虏平寇”了。顾诚先生列举的史料中河南山东官员的彷徨两端，确实反映了“借虏平寇”是朝廷上下的共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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