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发易服”和“裹足”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不同境况，是历史学和社会心理学都应当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

如顾诚先生所言，其实1645年清廷如果继续采取以“抚”为主的态度，是有可能在李自成和明安宗相继覆亡后以较小代价统一中国的，甚至能够做到“传檄而定”。“抚”，意味着减少屠戮，更意味着不强制推行剃发易服。

在此我们可以回顾北朝、辽、金、元的历史，以及中唐之后吐蕃占领河湟之后汉人的发型-服装的演变，其中尤以北朝鲜卑人和汉人之间的变换为典型。发型-服装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单独无故变易。魏孝文帝“变夷为夏”，北齐高氏“变夏为夷”，都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而清灭顺、明，仅仅是族姓鼎革。多尔衮没有吸取初入北京时“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的经验，强行剃发易服，甚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因此导致汉人长达十余年的激烈反抗，兵灾遍地。更为严重的是，“剃发易服”从此成为满汉民族之间永远无法愈合的创痍，甚至在满清定鼎两百五十余年之后仍然出现在革命党人的民族仇恨叙述中，从根本上摧毁了其统治。其实，如果清廷的规定更改为科举入仕之人必须剃发易服，对普通民众不予强求更不加以屠戮，天长日久，可能真的会如同顾诚先生所言“仿效者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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