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认为，大顺余部和大西余部在抗清中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表现，主要是因为“李闯虽建立政权及完整的军政体系，然其处于抗清前线，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转变，仍是流寇本性，打得过便趁火打劫（追赃助饷，大失人心），打不过便逃（北京-陕西-湖广，一溃千里），逃不了便降（降清、降明）。其时，清廷仍未站稳脚跟，以大顺军的军力和战力，若指挥得当，非无一拼之力。然张部则不同，地处西南，远离战火，已接替明地方政府辖制一方。居移气，养移体，气质已发生变化。以马列史观言之，就是完成了农民军的封建化进程，俨然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联明抗清，民族大义有之，阶级观念、忠君观念亦不浅”（/note/147063096/）。

个人认为，这种观点中关于大顺军的那部分和顾诚先生的见解大同小异，但是逻辑上比顾诚先生更为通顺。但应当注意的是，大顺建政早于大西，东征燕京之前，在以襄阳为中心的湖北西部地区和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已经先后建立了相对安定的统治。从李自成的施政来看，虽有追赃助饷的暴政，总归比大开杀戒的张献忠“居移气，养移体”多了。而张献忠攻入成都之后，北有马科，东有曾英，西有司马京，南有杨展，基本上处于被围困的战争状态，张献忠的统治，一直就表现为战时恐怖统治，遑论“完成了农民军的封建化进程，俨然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农民军的封建化进程”，基本上是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占领云南之后才完成的）。“民族大义”有之，但“忠君观念”就说不得了。张献忠及其部下一直以明朝为死敌，孙可望、李定国等人联明抗清，孙可望肯定是没有什么“忠君观念”的（他认为自己才是“君”，丝毫没有把明昭宗放在眼里），李定国、刘文秀表现出来的也基本是“民族大义”，说他们“忠于”明昭宗的流亡朝廷，极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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