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内容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一条鞭法”的好处是：执行简便，官员难以作弊，老百姓得到更多自由。

这里我再一次强调我的大历史的三大规律中的第三规律“自由最大化”规律。符合这条规律的，都会有生命力。违背这条规律的政策，都是历史中的逆流，很快就会被废弃。

王安石把变法当作学术研究。他精于研究新法条例，但是搞得太复杂。一旦复杂了，执行起来就不得不做很多变通，一旦做了变通，就偏离了新法的本意。王安石的很多新法就是这么失败的。

同时，新法的内容主要是王安石个人研究成果，其他人——例如司马光苏轼等人——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建议，王安石一般不能认真听取。他自以为最高明，师心自用，自我孤立起来，把很多人都推向了反面，使新法失去了很多可能的支持者，反而增加了很多反对者。等到王安石中途离任的时候，他原来的助手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这些人和王安石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也是师心自用，无谓地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给新法实施造成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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