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建立和发展,也是文明的重要内容,而世界各民族中最早的医师,实际上就是巫师,所以在很多民族的词汇中,巫师与巫医(medicine man)的含义十分相近,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世本•作篇》、《吕氏春秋•勿躬》、以及《说文解字》释“医”都说“巫彭作医”,《广雅•释诂》更明确地指出“医,巫也”,可见在中国古代,巫和医往往是一身二任,不能分割。在相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医书《黄帝内经素问》中,记载了黄帝与名医歧伯的问答,而书中称歧伯为“天师”,说明其身分也是巫师。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说:“南人有言日,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38],是将巫医视为同一类人。孟子也说过:“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39]孟子在此将巫与制棺材的匠人作对比,是明言前者系以医人为职业,而后者则靠售棺材以谋利。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国原始社会后期,很多文明因素的创造和积累,都是与巫师的活动分不开的。
随着氏族首领兼任巫师以及巫的职能的改变,代表氏族或部落的巫与民间的巫也就产生了差别。前者作为宗教新贵与世俗新贵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集团,即以后的祭司集团。笔者认为,在中国古史中的五帝时代或社会发展史中的酋邦时代,可以视为中国的祭司集团逐渐形成的时代。从这一历史时期开始,如果我们仍然用“巫”来统称氏族成员中的巫和氏族贵族兼任的巫,就不一定完全恰当了。对于前者,当然可以称之为巫;对于后者,在学术界没有讨论出更好的名词以前,笔者暂时称之为“巫一祭司”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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