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人者，在其理论――概括言之，即法家思想――的正确指导下，秦国欣欣向荣，天天往上，最终统一全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下启两千年帝国时代。

垫脚石者，这二位结局悲惨，死在自己设计的专制帝国机器之中。以其人之聪明，能够规划出一个世界，却把终极老怪的位子留给别人，自己坐在达摩克利斯之剑下面，束手待戮，要人相信他们没有自虐倾向，倒也不容易。

像阿克顿那样明白“人有绝对权力，一定做坏事”或许需要大智慧，但是，同时代的庄子也已经有了朴素却实际的观点：当官呐，听起来挺爽，其实好像被贡上祭坛的乌龟。它是愿意死翘翘之后被万人仰视赞叹，还是喜欢活蹦乱跳地在烂泥巴里面混呢？

庄子选择了后一条路，二位法家选择了前一条。

商鞅、韩非栽在自己挖的坑里，或非自愿，或有偶然，却也大有难免之理：他们的目标，正是严厉、彻底的“大公无私”。

商鞅（前395－前338）在秦国的变法是革命性的。如领袖毛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暴烈地冲向“中央集权”的目标，当者披靡。

具体而言，商鞅眼中，只有两个字：耕、战。人是有用的，当且仅当他们为国耕或者为国战。其他任何事情，禁止。私斗禁止。从事无用的工商业，禁止。懒惰致贫者，收编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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