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李煜下决心与宋廷决一死战时，对军国大事也作了貌似周密地部署。军事委皇甫继勋，政事委陈乔、张洎，又以徐元瑀、刁衎为内殿传诏。问题是，这个“内殿传诏”极有名堂，直属于设置在内苑的澄心堂，“中旨由之出”。这就意味着，徐元瑀等人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任意扣压前方十万火急的军情不报；绕过中书、密院这样的政事机构，直接向前方将领下达命令，以至大臣无由得知前线实情，深居内苑的李煜自然更不知道了。不知道曹彬的军队已进抵金陵城下，不知道开宝八年（975）二月，宋师已拔金陵城关，不知道是年三月，吴越国进攻常州，守将以城降。

而所谓的“内殿传诏”胆敢如此作为，竟与李煜极为信任的、并且肩负国家之重的一员大将有关系。他就是皇甫继勋。李煜做梦也想不到，皇甫继勋竟会是这样一个人：

保惜富贵，无效死意，第欲后主亟降。

于是，手下偏将欲效力疆场，募死士谋夜出城奋击，皇甫继勋则鞭而囚之。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竟勾结“传诏使”，一切蔽塞。最后发展到，拒绝参加李煜召集的御前会议。

处事不当，用人失策，这是李煜当负的责任。相较于精明的赵匡胤，这场较量显然极为不对等，胜负事实上已然见分晓。更何况李煜自以为得计，浪漫地填词作赋，温柔在他的庭院深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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