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旧式的“官本位”社会了，一如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尤其特指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业化社会得以发展之前）。在那样的社会体系之中，当官入仕不仅是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最佳途径，而且准确地说，也几乎就是唯一途径。等级森严的中国传统社会将所有人分为四个等级：士农工商。当官的，也就是所谓的“士”是排在第一位的；而做生意的人，“商”那是排在最末位的，连种地的“农”都不如——当然也就更不用谈什么“商本位”了。如果是在这样一个传统的旧式“官本位”社会里面，我们实在是没有研究“胡雪岩”的必要——胡雪岩本身就是因了资本主义的渗入、商业化社会发展的缘由而出现的。我们应该更多地将时间和精力用来研究曾国藩，用来研究怎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才对。

其次，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事实上也不是一个完全性的商业化社会。在今天的中国，很多接受了西方经济学那一套的中国人，一谈到经商之道，就对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之流极力推崇。我不得不说，那实在是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美国社会本身也不是完全性的商业化社会，美国的政治势力对于商业本身也会有诸多干预，就更不用说商业化进程远远落后于美国的中国了。在当今商业化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国，留有极强的“官本位”内涵的中国，要求中国的商人学做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那实在是为难中国的商人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学美国人是学不来的，因为我们所处的现实的社会环境制约了我们——我们可以将其戏称为“中国特色”，正是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环境使得我们中国的商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是做不成盖茨和巴菲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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