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我国的国情呢？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当官的本应是“公仆”，本不应该有“权贵”之说，只是“公仆”发生异化、畸变了之后，与“资本”（当然是“不法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之后，才有“权贵”之称的，才将权力的属性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所以我们对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理解是：“‘权贵’+‘资本’的‘资本主义’”。其中，“权贵”指的是蜕化变质了的“公仆”，“资本”指的是国内外、境内外的不法商人，“资本主义”指的是权力性质的异化、畸变——他们根本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了。当蜕化变质的“权贵”的腐败只是像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样单个的、零星的、不成系统的“个人行为”时，那么无论如何成不了“资本主义”的，可现在的腐败发展态势决不是上述情况，它是大面积的、团伙式的、持续不断的，甚至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部门的权力性质会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畸变，那么，这种腐败现象是可以够得上一种“资本主义”的。

就以福建厦门远华案、广东湛江走私案、辽宁沈阳慕马案等腐败案来说，它的实质就是“权贵”+“资本”的“资本主义”的实现。在中央彻底粉碎这三个腐败案件之前，是当地的“权贵”千方百计地保护“不法资本”的利益，而“不法资本”则是用极其肮脏的金钱贿赂当地的“权贵”，对这个地区来说，它实施的就是由“权贵”+“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权钱交易）后的一种“资本主义”，蜕化变质了的“权贵”与***的理想、信念是格格不入的，与人民利益是格格不入的，结果呢？“权贵”们掌握的权力性质就从社会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是中央，花了极大的力量才将已经这些地区畸变了的“权贵资本主义”重新“变”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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