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毕竟不是小事，在和大臣们商议武力解决的方案时，新任皇帝的主张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皇上刚刚即位不久，许多关系都还没有理顺更多的问题急待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以稳定为主不宜有大的战事发生，而且川蜀之地道路艰难易守难攻，采用军事手段实属下策。这些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但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不能对刘辟放任自流。谏议大夫韦丹对大局看的很清楚，他对唐宪宗说：如果刘辟得志“则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两京耳，此外谁不为叛！”也就是说如果不去制止刘辟的扩张行为，就会有更多地方的领导人起而仿效，那么唐朝的中央政权所能控制的地区将只会剩下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沦为一方诸侯，一代王朝很可能会在有国二百年时就土崩瓦解。

唐宪宗担当不起致使王朝崩散的罪名，也不愿意背上这个罪名。

当反对用兵的意见占得上风的时候，宰相杜黄裳力排众议，他认为刘辟只不过是一个狂憨的书生，取之如拾草芥！杜黄裳提议委任知神策军使高崇文领军讨伐刘辟，同时皇帝不要在军中设立宦官监军，这样必定可以生擒刘辟平定川蜀。

李吉甫支持杜黄裳的主张，他在地方上呆了十多年亲眼目睹藩镇割据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损害。翰林学士的身份使得李吉甫有更多的机会直接面对唐宪宗，在和宪宗皇帝谈及朝廷针对川蜀用兵的方略时，李吉甫认为蜀道固然是天堑，但官军具有官军的优势，这就是可以举全国之力。汉代之后发生过五次伐蜀的战役，其中四次是水路进兵，一次是水路、陆路并进，举全国之力的朝廷完全可以水、陆并进，从两个方向夹击刘辟。李吉甫长年在江、淮做官对那里的风土人情颇为熟悉，他认为江淮一带的强弩手向来号称天下精兵，朝廷如果能够征调江淮兵马由三峡入川配合高崇文的陆路伐蜀大军，就可以令刘辟陷入首尾难顾的困境。再者，水路大军对于高崇文也是一种督促，他会因为担心水路官军取得头功而加快自己的行动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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