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修史书的文人很多,但出发点多有不同,所以显得非常地乱,成员结构也相当复杂,比如有壮志未酬的、有心怀鬼胎的、有文过饰非的、有专供御用的、有指点江山的、有道听途说的、有一泄私愤的,也有扰乱视听的,还有专门跑来凑热闹的(比如朝鲜),反正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不过,虽然这些著书立说门类齐全,且数量众多,但质量却不怎么样,因为这些所谓史书一般都没有学术规范,讲求的是要主观不要客观,说辞也可以不要依据,反正只要能自圆其说,只要能写得高兴,就怎么写都行。
在如此的滥竽充数之下,相互抄录还大行其道。一个情节不论真假,你抄我的,他再抄你的,别人再抄他的,最后不论是否属实,在众口一词之下,大家可互为奥援,即便是造假也能避免“孤证不立”的尴尬。往后时间一长,若再有后人来修史,一看各种“史料”都众口一词,那即便是假的也能成事实……这样修史啊,还不如不修!
以上这些史书显然是有问题的,而主要的毛病就体现在行文体例上!
这些书籍中大多是作者直接叙述的形式讲故事,这样很容易夹杂私货;有时讲着讲着,讲不通了就干脆编一堆理由,对不对的无所谓,只要能把事情说圆就好,并不讲求引证、实证这些规范。所以,这些所谓史书文献没有太大的史料价值,充其量也就能反映一下当时的舆论走向(跟小报差不多),而对于探求历史真相非但没有帮助,反倒还有些扰乱视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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