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福州创设“正谊堂书局”，修订重印《正谊堂全书》68种，共524卷，为正谊书院题写联语、制定章程；在陕西和甘肃复刻《六经传注》；为《至公堂》题写匾额；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备加推崇，为其再版作序，主张学习西方以致富强；写下《学艺说帖》，主张改变重义、重理轻艺，对中国知识界长期昧于世界大势，对西方长技不屑一顾的现象深为不满，提出认真学习西方技艺。

在任陕甘总督期间，仅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六年(1880)的11年时间内，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30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320余所，至于刊发给学生的教材就不计其数了。收复新疆后不到一年，便兴建义塾达37处。为便利陕甘考生应试，经多次上奏折后获准，在陕甘乡试、会试予以“分闱”，亲自督率官员择定在兰州袖川门外建修贡院。他能够正视西学东渐的影响，并顺应近代化的潮流，大力强调兴办近代教育。

七、在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豆剖瓜分、任意宰割，在他们强行租借的地盘上为所欲为、作威作福的年代，唯有左宗棠不怕洋人，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大灭洋人的威风，这在晚清的大吏、将军、总督中是独一无二的。

八、在他运筹指挥下，克服了不可想象的艰难险阻，用二年多时间，终于打败了盘踞新疆13年之久的沙俄和英帝走狗阿古柏，光复了新疆大部，并五次上奏折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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