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是从樊子盖剿匪失败的教训中，李大使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谓的土匪，所谓的反贼，原来其实都是良民和无辜，只是因为统治者的盘剥和压迫日甚一日，才把他们变成了土匪，逼成了反贼。而单纯的剿匪，或不择手段的剿匪，非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把更多的良民和无辜逼上绝路，直至拿起反抗的武器，而这时候，也便是统治者的末日。

作为隋朝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作为隋帝国上层的一位既得利益者，李大使能有这种认识，并能把他的认识付诸实践还是很不容易的。

仅此一点，李大使就无愧于他“慰抚大使”的称号。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李大使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他的性格使然。平易近人，宽以待人本来就是他的强项。

倘若杨兄弟把李大使的成功经验推而广之，也许隋帝国还有一线生机吧？

李大使升职记

对于大业天子杨广来说，大业十二年是百无聊赖的一年。这一年，由于匪患充斥，道路不通，朝堂上少了很多熟悉的面孔，这些面孔中有各地前来述职的地方官员，也有那些千里迢迢从大隋周边各国赶来朝拜的使节。此外，原来的朝廷重臣们，如樊子盖、宇文述等人先后死去，而余下的一些大臣们也都噤若寒蝉，唯恐多说一句脑袋就会搬家，结果弄得朝堂上冷冷清清，简直没有一点意思。

而对于大隋帝国无数良民和无辜来说，这却是惨不忍睹的一年。由于苛捐杂税，由于匪患充斥，由于政府拒发救济粮，他们是这样熬过来的：先是吃树皮，然后吃土，再然后吃死人，吃活人，实在熬不过去的，就等着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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