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倒不如说这种言官制度不过是皇帝设的一个圈套，给言官督查百官的权力，言官做到这一步，和东厂也有了相似性。皇帝的最终的目的则是限制官员，巩固自身统治，只是在面子上做足了功夫。

张居正钳制言官实在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改革举措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委实难以奏效。况且晚明不少言官自身素质真的不敢恭维，着实有待提高。

张相公博闻强记，不到百天就把厚厚的一部《大明会典》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终身不复忘。每每退朝，他传唤六科给事中，突然发问：这个会典上是怎么规定的？这件事按照本朝法制应该怎么处理？

言官们顿时被问得一头雾水，他们面红耳赤，左右相顾，不能发一语作答。靠这些不学无术的言官反应舆情，为国家献策乃痴心妄想，国家不被他们带进泥潭就不错了，张相公果断地把不称职的言官外放出京城，其余言官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于是埋头故纸堆研读本朝典章制度，已备首辅不时诘问。

张居正不愧是帝国最有优秀的典故专家，任言官发愤苦读，相爷间发一语，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即便有人条对，也没几条能戳中精髓，答到点子上来。时人丁元荐感叹：“一时台省受其钳束若门隶，则其才胜也。”（《西山日记》）既然言官才学不够，那就只能屁颠屁颠听从高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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