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在第一次论争中虎落平阳，失败后被迫离开朝廷，王莽执政后立即召回刘歆，倍加信用，在新朝担任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国师，位居赫赫四辅之列。而且正式将《毛诗》、《左传》、《古文尚书》、《逸礼》等古文经立于学官，从此古文经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并成为一切安邦治国行动的纲领。

没有王莽来自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而极力弘扬，经秦坑火而岌岌可危的中华文化不会在短时间内，重新得以修复与苏醒。采求阙文，补缀漏遗，将文明的脉搏再次健康起跳，王莽对中华古典文化的修复工程可以说功不可没。

当然，起主要作用的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或曰思潮。西汉末年，以经治国的理念日益强化，五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理论源泉，以《洪范》察变，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诗》当谏，几乎被所有士人阶层接受。而在王莽身上，更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儒学情结

周公的“敬德、保民”观念，孔子的“仁者爱人”、“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思想，充斥在王莽的执政脑海里，大大丰富了其民本思想。所以，他一方面坚持“以直错诸罔”的身正令行为政之道，具有严格而自觉的自律意识，追求自身的道德完善，努力塑造道德完人的形象，一方面忠于职守，忠于国家，清正廉明，自奉简约，生活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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