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去年我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中国仍是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贫困国家（就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言），不管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的口号有多响亮，它的实际进程显然远远没有国家“期望”的那么快。当户籍制度把原本可以定居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拒之门外之后，“城市化进程”就成了一句可笑的空话，我们没有看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措施，倒是看到了不少阻止这一进程的不少政策。这个目标实现的唯一方式嫣然变成了一线城市的扩张，用暴力剥夺周遭农村居民的住房和耕地，强迫他们加入城镇户籍，而得到了光荣的城镇户籍后的农民，除了当时获得一点少得可怜的赔偿金之外，却没有得到任何适应城市生活的技能培训，失去了土地，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在城市里扎根，但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生存问题。至于备受冷落的二三线城市，它们依然毫无生机地成为一线城市发展的附庸。

流动人口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反复挤压，他们逆来顺受般（事实上也毫无选择）接受了种种不公平待遇，但即便如此，他们在城市中谋求一席之地的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少。

虽然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解决大部分公民就业问题的（尤其是农村人口），却不是它们，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们。它们在地租，资源配置，税收等等方面备受排挤，却仍旧顽强地抵抗和求生，也正是它们给了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一个生存的机会，但这些中小企业们非但没有受到褒奖，反而迎来了“国进民退”的风浪，今天是某某企业被吞并，明天是某某企业被爆丑闻遭遇罚款。当投资房地产一年的利润远远高于实业辛苦一年的利润时，资金又被吸引到投机行业，我们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再一次被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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