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李亨却得到了朔方军的全力支持，并于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即帝位。只到八月十二日，灵武派来的使者赶过来，玄宗才知道皇太子即位。肃宗有强大的朔方军为后盾，北方又是政治中心所在，而玄宗毕竟偏据蜀中一隅，至此也只有表面上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但对肃宗擅自登基，把自己挤下皇帝宝座的这一行动，玄宗并未善罢甘休，他不安于肃宗为他安排的太上皇地位，“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上皇临轩册肃宗，……册命曰：‘朕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旧唐书•玄宗纪》），也就是说玄宗保留了发诰的权力，仍可号令天下，而且对军国大事的处理上也明显留了一手。

在肃宗掌握了朔方军的情况下，玄宗唯有也控制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武装，方可与之抗衡，并进而重掌最高统治权。这时候李璘在南方的活动又有了特殊意义。他已持有玄宗的两道明令，又得到玄宗纵容，于是更有恃无恐地放手扩展力量。

李璘兵败之后，史书给他扣上的逐条罪状。“召募军队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巨亿。以薛珦、李台卿、蔡垧为谋主”《旧唐书•李璘传》。

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李璘所谓谋反的这些罪状，不过是玄宗所颁布旨意的具体化而已。李璘在南方发展势力，令肃宗大为不安，他诏令其赶快归觐于蜀，李璘没有听他的。肃宗当然不愿听任玄宗在南方培植起一支足以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武装。而李璘原本听命于玄宗，自然不必从命于肃宗。在放手听任李璘发展势力的同时，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对策。他先后数次派亲信宰相重臣到肃宗身边，以图加强对肃宗的控制。至德元载（756年）八月，玄宗得知肃宗即位，旋即“遣左相韦见素、文部尚书房琯、门下侍郎崔涣等奉册书赴灵武”； 至德二载（756年）正月，“上皇遣平章事崔圆奉诰赴彭原”以上均见《旧唐书•肃宗纪》。肃宗当然不会听任玄宗的亲信事事掣肘，这些人先后被一一清除出中枢，“(韦见素)除左仆射，罢知政事，……房琯以败军左降，崔圆、崔涣等皆罢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旧唐书•韦见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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