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巴朗之后,起初有些新鲜,但渐渐也就麻木了。我们一般两个月才回成都一次,十分孤单,下面的同事并不见得非常热情,彬彬有礼地和我们保持着适度的距离。虽然都是省上来的干部,但下派干部和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享受的待遇是大不一样的。从省上到基层检查工作时,基层的干部对省上干部的称呼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不知道具体职务,就一律称“领导”,我记得当初刚上班不久跟随蒋处长到巴中开过一次会,被当地干部左一句“领导”右一句“领导”地叫得很是顺耳;如果知道职务,部长自然还是喊部长,处长自然还是喊处长,但普通干部的喊法,却颇有讲究,假比说,你是个主任科员,他们喊你时,就特意把后面的“科员”二字省略,简称“主任”,假比你只是个小科员,他们也有办法,就是在姓后面只加一个“科”字,“王科”、“张科”地喊,给人感觉是“王科长”、“张科长”,自然让“王科”“张科”们心中暗喜了。但是,下派干部一般是享受不到这种礼遇的,一来你不是来视察的,是来接受基层锻炼的。二来你不是只在下面呆几天就走,如果是呆几天就走,场面上奉承你两句,即便没有好处也无妨,反正拍几天马屁也累不死人,但你是呆上一年,谁愿意拍一年劳而无功的马屁呢?
当然,他们也不会待你太差,就那么尊重而客气地维持着一种和和气气的关系,久而久之令人感到十分乏味,让我颇有些后悔报名下派。但更令我在后来的日子久久遗憾的是,下派期间,资讯的封闭使我更为疏离了股市,而边远县城投资氛围的极度稀薄,则使我完全觉察不到股市一个巨大的机会突如其来的降临:1999年5月19日,股市忽然否极泰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由1047点迅速涨到了1700点,如此之快,让人根本措手不及。在那如火如荼的行情里,如果我是在成都,无论如何都会跟风追进,而在遥远的巴朗,仿佛这是一块与投机完全绝缘的飞地,我们仿佛置身在一个没有股市的时代。我呆在这个被“五一九”彻底遗忘的角落,再次与股市的一次大机会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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