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巴朗之后，起初有些新鲜，但渐渐也就麻木了。我们一般两个月才回成都一次，十分孤单，下面的同事并不见得非常热情，彬彬有礼地和我们保持着适度的距离。虽然都是省上来的干部，但下派干部和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享受的待遇是大不一样的。从省上到基层检查工作时，基层的干部对省上干部的称呼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不知道具体职务，就一律称“领导”，我记得当初刚上班不久跟随蒋处长到巴中开过一次会，被当地干部左一句“领导”右一句“领导”地叫得很是顺耳；如果知道职务，部长自然还是喊部长，处长自然还是喊处长，但普通干部的喊法，却颇有讲究，假比说，你是个主任科员，他们喊你时，就特意把后面的“科员”二字省略，简称“主任”，假比你只是个小科员，他们也有办法，就是在姓后面只加一个“科”字，“王科”、“张科”地喊，给人感觉是“王科长”、“张科长”，自然让“王科”“张科”们心中暗喜了。但是，下派干部一般是享受不到这种礼遇的，一来你不是来视察的，是来接受基层锻炼的。二来你不是只在下面呆几天就走，如果是呆几天就走，场面上奉承你两句，即便没有好处也无妨，反正拍几天马屁也累不死人，但你是呆上一年，谁愿意拍一年劳而无功的马屁呢？

当然，他们也不会待你太差，就那么尊重而客气地维持着一种和和气气的关系，久而久之令人感到十分乏味，让我颇有些后悔报名下派。但更令我在后来的日子久久遗憾的是，下派期间，资讯的封闭使我更为疏离了股市，而边远县城投资氛围的极度稀薄，则使我完全觉察不到股市一个巨大的机会突如其来的降临：1999年5月19日，股市忽然否极泰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由1047点迅速涨到了1700点，如此之快，让人根本措手不及。在那如火如荼的行情里，如果我是在成都，无论如何都会跟风追进，而在遥远的巴朗，仿佛这是一块与投机完全绝缘的飞地，我们仿佛置身在一个没有股市的时代。我呆在这个被“五一九”彻底遗忘的角落，再次与股市的一次大机会擦肩而过。

这是命运吗？或许我注定就会一生清贫？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连我自己也不能。1999年6月底，我回成都休假时，听到周围的人又都在谈论股票了，然而那时点位已高，我显然已经错过介入的好时机。看着由10元涨到28的广电信息，看着由15元涨到40的东方明珠，我既惆怅，又迷惘，体会到一种比熊市里更难受的痛楚。

从那一刻起，我发现对我们小股民来说，踏空比套牢更沮丧，因为即使套牢，心中始终还是拥有着希望，有希望就会有快乐；而一旦踏空，最大的打击是发现希望像肥皂泡一般被戳破了，没了希望，人就象被抽去了主心骨的皮囊，陡然就疲软了。

日期：2011-06-10 00:01:39

实在对不起大家了，今天才终于写出新的一章,以后争取缩短2章之间的时间.

《万物枯荣》

27，新千年

就这样，一年时间渐渐也便过去了，1999年12月底，我们开始张罗着准备返回省上。一天，我正在百无聊赖，突然司机老孙头问我：“雷主任，我要进一趟市里，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原来，部长嫌以前用的手机不够时尚，决定换一部，让老孙头到市里去买个新手机来。巴朗虽然穷，但领导们的手机却是从不落伍的，即便与省城的成功人士随身携带的手机相比，也够得上档次。据说部长本来是不想换新手机的，但是，为了不在与外地同志洽谈工作时给巴朗丢脸，只好勉为其难地换了。

巴朗是一座历史只有二十多年的新城，在大山中间一小块空地里，由于是贫困县，小小的县城没有几条街道，半小时便可逛完。商场也没有几个，一到天黑就关门闭户，黑灯瞎火。我老呆那里，平时连市里也难得一去，作为省城来的年轻人，难免会十分无聊，老孙头显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只要有机会去市里，往往主动载着我去。

这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坐老孙头的车去市里了。一路上，我感到他似乎欲言又止，有什么话想说。我有些小小的不安，素来最怕别人无缘无故对自己好，总担心当对方有所求时，我却帮不上忙。这老孙头，自从我来后，就对我格外好，因此，我很想知道老孙头究竟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但是，这话又不好主动问出口，着实让我有些心急。好在，车快到市里的时候，老孙头突然说，自己一家三口，迄今在巴朗没有房子住，只能租附近农民的住房，既要交租金，又很不方便。他希望我离开巴朗时，将所住的那间房子的钥匙，直接交给他。“现在等着那房子的人不少，基层就是这样，谁先实际占着谁就能成事儿，用你们干部们的话说，叫‘造成既成事实’，你到时候把钥匙给我，部长那里，我会去说，他帮我找县委办公室通融通融，这房子就是我的了……”

我听了，心里好一阵感慨。作为下派干部，我一来就住进了县委单身宿舍楼里的一个单间，屋里连被褥、床单、脸帕及脸盆，都为我准备齐全了。我起初还有些嫌那房间简陋，完全没想到许多县委的工作人员，却连那样的单身宿舍也住不上，还得在外面租房，并紧张地注视着每一间可能空出来的宿舍……多少人，在为更好的前程费尽心机，而另有多少人，在为一些起码的待遇碾转反侧。想起那句话——许多人奋斗一生获得的，就是另外一些人一出生就已经拥有的——人啊，在这苍茫世间，是如此不平等，而又是如此雷同——不平等的是人与人追求的东西相差万里，雷同的，是不管他们追求的东西如何不同，但追求过程中的情感和心态，却是千篇一律，难分伯仲。

几天后，我的下派工作就顺利结束了，临走前，我把钥匙私自给了老孙，这对我来说只是小小的越权，对他来说却是巨大的收获，因此我愿意帮他这个忙。回到单位，果然发现，我的返回几乎没任何人在意，连内务工作也顺理成章地立即移交回来，仿佛我不是离开了一年，而仅仅是离开几天。机关就象一片表面波澜不兴的巨大湖面，而我则如同一滴小小的水珠，当小水珠重回湖面时，连一个水花都渐不起。

1999年即将过去，翻过元旦便是新千年了。相对于社会上普遍的对“新世纪”这个概念的关注，机关里显得平淡得多，没有人特别在意2000年的到来。我一向是个对新生事物比较敏感的人，可是，在我的周围，没有谁和我谈论未来，更没有人会思考1999年与2000年有何不同，的确，在多数人眼里，这两个数字是没有差别的，人们关心的只是切身的利益和视野可及的生活，而这些，的确不会因年月数字的微小改变而有太大不同。甚至，在这样的氛围里，谁去思考这些不切实际的问题，也会被视为笑柄。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擅长抽象思维的民族，太过现实，太过追求经世致用。或许，是因为几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过于艰辛，使“活下去”与“活得体面一点”始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心思去思考那些遥远的问题。而我，却那么不合时宜地喜欢去想玄而又玄的东西。

只不过，在如此的环境里，我即使有心去想，却也难以真正静下心来想清楚什么。199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坐在自家窗前，看着窗外寒冬中的夜色，仿佛想了很多，却又仿佛什么也没想。渐渐疲惫了双眼，返身倒在了床上。元旦后，每天依然是睁开眼，洗脸、涑口、吃饭、上班，周而复始的日子又开始了——的确，这新千年的第一天，与过去的千年几乎没有两样。

然而这时，股市里对新千年网络时代的炒作，却进入了高丨潮丨。2000年1月4日，元旦后第一个交易日，上海梅林火速封上了涨停，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由8元起连拉6个涨停，带动了整个网络股的再度飙升。我本来是有些关注的，正打算好好研究一下梅林，恰在那时，蒋处长在单位的常规体检中被查出了癌症，庆幸的是还属于早期。

病情真相通知了家属，也通知了单位，惟独不敢告诉蒋处长，只是说有点不大不小的问题，要住院治疗，可能要开刀。我们处的几个人，轮流到医院病房守护蒋处长。我内心深处有些不太愿意，即便蒋处长的亲生儿子，也没去守那么多次夜，反而是我们，要去守个不停，但是，这话是绝对没法说出来的，何况想想蒋处长都这样了，作为健康的人，怎么忍心去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