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加坡，有一次去参加一个不太重要的公司测验。一个新加坡哥们监考，那个郑重劲的，西装领带，我那年结婚时好像也没有这么郑重过。他们规定交卷后要统一离场，咱中国人哪有这个自觉啊，交了卷，又没有什么做弊的可能了，走得慢就赶不上停靠在巴楼的二路汽车了。几个兄弟拔脚就走，现场就乱了。那个监考的一声怒吼：不许动！！！把大家给吓的，看他怒目相向，面如猴臀，只好老老实实又静下来。

后来，我发现新加坡人对考试极有敬重感，规矩和程序一丝不苟。而且，他们学校里的考试更不得了。我考察感到，这应该与中华传统有某些关联。古代中国人实际上极重考试，赶考是人生大事，科场做弊要杀头。这种视考试为某种神圣的传统，在海外仍有遗存。我们现在倒很少了。除了高考还基本正规，其余的那个那个啊。

程序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体现敬重与威严。有时候形式和内容不能一分为二，需要合二为一。内容是很虚的东西，需要形式来体现。所以，重形式的传统应该不能完全和形式主义划等号。

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形式性，包括面子，源头上应该追溯到周礼那儿去。商重巫，周重礼。礼这个玩艺对生产生活基本没有实质意义，病了饿了找他没用。但礼这个形式，又规范着社会等级秩序和诸侯关系。你按礼的要求，在特定时间地点，干点特定的事儿，说点特定的话，等于表明你尊重现行的秩序，也是以行动告诫别人要尊重这个秩序。所以，天下无礼则乱。孔子对周礼崇拜得稀里哗啦。后来，诸候强而天主弱，而诸侯不管再强，都还要继续守礼——这就纯粹是给天子面子了。真像明恩溥教士的定义一样，这些特定的话是不是诸候们的真实想法，都无关紧要。但你必须要说，不说就是礼崩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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