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接触到的一些正面或侧面历史资料来看，欧洲国王也没少干这种破事，但是他们要比中国自我克制得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更有良心，但是因为形势不一样。由于欧洲四分五裂，小国林立，许多相邻小国仅有百里之遥，而且同文同种，居民都沾亲带故，所以欧洲工商业者特别是商人可以比较容易地挪个窝。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和幼年时期，封建王权专制是各国的普遍特征。但是，国王手里有权，商人肚子底下有腿，如果国王搜刮过狠，无异于杀鸡取卵，工商业者会跑掉，甚至跑到敌对国家去创造税收和就业。各国之间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竞争，使国王和贵族们不得不有所顾忌。相反，他们对于那些依赖于土地、迁移难度较大的农民，搜刮要狠得多，结果经常把农民逼得破产和饿死，引发了农民暴动。

缺钱用，又不好明抢，怎么办呢？一些国王和贵族的办法是向商人们借钱。这一条，中国皇帝恐怕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些商人也主动向国王和贵族提供支持，以换取更大的经营权力。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借了钱总要对债主好一点。总之，欧洲工商业者的处境要好于其它地区。

在中世纪的欧洲，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商人阶层甚至通过和平赎买的形式，从封建王国那里搞到了城市自治“特许状”，使许多城市享有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自治权。这些城市里，居民自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选举办法和自治管理办法，结果是五花八门怎么干的都有，现代许多政治经济制度，都能从当年那些自治城市找到一些渊源。这些自治城市后来虽然消亡了，但是它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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