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不大。中国这两个差距以前就很大，集体化以后更大，八十年代稍有缩小，九十年代再次拉大，现在据说正在缩小，我个人却感到仍在拉大。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已经不用再从农业身上汲取剩余，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中国则一直拖到2000年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反哺。

——苏联集体农庄实质上是农业国有企业。种什么，何时种，领导说了算。种错了，轻则丢官，重则坐牢。由于国民素质较高，集体农场又易于管理，他们的计划虽然有时荒唐，但总算是一个计划。而在中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国情复杂外加干部素质不高，说实在的，如果在中央层面还勉强叫做“计划”，到了下面，实在没有什么计划可言。中国农村的计划经济，远看是“运动”经济，近看是“命令”经济。我个人判断，中国农业就是一种处于行政命令干扰之下的自然经济。记得以前见过五十年代的中央文件，明确要求全国翻地要翻多深、翻几次、施多少粪肥，等等。

这么看来，似乎中国的集体化没有什么好了。我认为，也不应该对人民公社模式的集体农业一概否定。我知识所限，认为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历史作用。

一是实现了汲取积累的目的。集体化使农民丧失了土地所有权，自然也没有了要求相应收益的权力。再加上工农业价格制定的剪刀差，使农业积累最大限度地流向工业。国家不与小农交易，而与公社交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总之，这是人民公社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这个目的是基本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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