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役，晋军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定霸中原，其原因是多层次的。首先，从静态上看，晋文公虚怀若谷，广泛征求并勇于采纳先轸、狐偃等谋臣的意见。主将先轸，一代名将，胆略超群，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军事指挥家之一，尤其擅长大兵团会战。反观楚军，楚成王举棋不定，屡屡延误战机，战而不愿倾国决战，退而又不舍中原霸权。主将子玉，狂妄轻敌，刚愎不仁，又无良策奇谋，虽得帅位，实是庸才。其二，从动态上看，自战役之初，晋军主将先轸不就楚军之便，准确选择邻晋的曹、卫二国为突破口，大胆切入，进而将之作为日后与楚作战的基点。接着其又运用高超的外交谋略争得秦、齐两大强援，战略上孤立楚国，营造有利于己的态势。随后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深入，与秦、齐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决战。同时，在战术上，先轸大胆“示形动敌”，将“避实击虚、分割围歼”等战法演绎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相比之下，楚军子玉的临战指挥则显笨拙，军情判断失当，直接导致此役楚军的败亡。其三，从军事思想上看，晋军始终以“诡诈”作为其指导思想，积极运用谋略，欺敌误敌。这与齐桓公、宋襄公的传统作战理念大相径庭，代表了当时军事指挥学的发展潮流。春秋末年兵圣孙武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化，提出了“兵者，诡道也”的著名命题。其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战争是敌我双方为了一定利益和政治目的而进行地暴力对抗，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胜利。军事指挥者的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战争固然是交战双方兵力物力的较量，更是双方指挥者智谋韬略的较量。该命题彻底否定了以“尚礼”为特色的商周军事思想，将仁义与军事相剥离，政治必须注重仁义，而战争只对胜负负责，这与如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不谋而合。为辅助这一作战思路，孙子结合前代战史，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前四法，以主动示形为主，使对手产生错觉；而后八法，注重因敌变化，欺敌误敌，从而到达“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兵者诡道”命题的提出以及“诡道十二法”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军事学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而城濮之役的案例积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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