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和宁一开始出去时，每到县与县的交界处时，总有当地人带着口罩，用喷雾器在汽车的四周喷洒福尔马林消毒，做做样子，就觉得好笑。那大山里，就是有非典，要扩散多难啊！流动人口那么少，当地人又彼此很少往来，怎么传染呀。哪像北京，整个城市的人，就像这个城市的血液，不断地流动着，确实太容易传染了，也太难控制了。

就这样，我就在望京和CBD之间，两点一线地上班、下班。虽然是上班，但其实是蹲点而已，有事情又不能见面谈，最多用电话先大致说说，然后总说等一切正常后再说。

那时，学生中有个贵阳的学生就来电话，问起我的情况，并说在家呆着实在无聊，想回北京。我征求了同学的意见后，就让他回来，与我同住。这个学生特别能侃，而且思想还比较特别，与我很臭味相投，生活就又逐渐丰富了起来。

因为已经是春夏之交，天也热了起来，他在我住的屋子里，在沙发上铺了简单的行李来睡；他白天随我一起去公司玩，晚上随我一起回去，然后总是很多新鲜的老家的事情讲给我听，交流一些非典中人性表现出来的善良与扭曲。

大致在六月底，北京的高校才逐步地开放，很多学生陆续返校。网络真的是好，学校的很多通知之类的信息，都是通过学校的网站来传递的；还有QQ，班主任用它给自己的每一个学生留言，告知返校的时间。据说，非典期间，学生每天都通过短信或者QQ，向班主任汇报自己的健康状况。在大灾难的考验面前，北京的高校释放出了难得的母亲情怀，体现出了足够的人文关怀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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