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见当下的国人们都以能够考上公务员为荣，一经考上，荣耀、地位、身份，甚至是金钱，皆随之而来。比起古时的科举考试来竟分毫不差，而竞争似乎更为惨烈。古时的读书人都以能考上进士为最高荣耀，今日观之亦然。笔者就有不少同学为了成为公务员不惜放弃读研究生的机会，甚至是读博的机会。可见这种思想影响之大。君不见范进中举后乡邻们的反应，前呼后拥，送钱的送钱、送肉的送肉，把个范家的小院子围了个水泄不通。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无论是古时还是现代，就其思想根源，则必须要说到这个“官本位”思想了。

那么究竟何为“官本位”呢？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官本位”一词，源于上世纪80年代，国人有感于官员以及做官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故而从“金本位”一词中套用过来。所谓“金本位”， 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也就是说，以黄金作为衡量一切货币的价值标准。那么依此类推，所谓官本位，应该就是把是否为官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成为判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可谓由来已久，既根深蒂固，又无孔不入，存在于每一个老百姓的意识里，无论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无论是有思想的还是无思想的。也许国人并不信仰上帝，并不信仰耶稣；可能也佛教也不是那么虔诚，对道教也不是那么热衷。中国人唯一信仰的、唯一热衷的也许就是当官了。

在传统中国里，儒家文化是为主流文化、正统文化，期间虽然有佛教、道教的冲击，但就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而言，儒家的正统地位至今仍然岿然不动，对中国是深入骨髓般的影响，一时半会恐怕是根除不掉的。

西汉武帝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促使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的一句“学而优则仕”，成为后世两千多年来读书人的既定标准，都为了谋取个官职而费劲毕生的力量。范进读书考试，一读几十年，无非就是为了能够当官。也只有当官，社会上的一切人才会看得起你，你的人生价值才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因为在传统中国，以中国封建体制的某些不治之症，只有你当了官以后，你也才能够拥有一切——地位、金钱、美女、富贵，当然还有你的理想与报复。关于这一点，就连封建时期的皇帝都不避讳，宋真宗甚至用这些东西来引诱你去读书、去考取功名，为官做宰——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宋真宗《励学篇》

的确，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读书、考试、做官，这一顺理成章的流程成为封建官制的定式。当然，在这里面，做官才是终极目标，是每个读书人的最终归属。唐朝诗人李白尽管对考试嗤之以鼻，但对于做官却抱着毕生的热情，晚年时还跟随了永王李磷。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教：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节选自《大学》

一个读书人，其立身处世的原则就是要去治国、平天下的，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答曰：做官。因为古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跟西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是不一样的。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节选自《孟子》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又是一则先贤告诉读书人的处事原则。

那么如何才能兼济天下呢？还是要你去做官。因为在古时的中国，只有你去做官了，你才拥有权力，官做得越大权力也就越大。这当然跟西方不一样了。西方在黑暗的中世纪，最有权力的不是那些官僚贵族，而是天主教的教士。至于教皇那更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在西欧，皇权被教权压制了，世俗的权力被神权统治给挤兑了，成为了教权的附庸。而中国没有这回事，秦始皇自创立皇帝制度以来，皇权始终是至高无上的。所谓的教权，也应该就是官方的正统思想“儒教”了，儒家思想一再地告诉我们要积极入世，也就是去做官。

毫无疑问，做官的在古代中国是社会地位最高的，是最受到世人景仰羡慕的，景仰其崇高的地位，羡慕其无上的权力。所谓士、农、工、商，士始终排在第一位。作为官方史书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一大部帝王将相的家谱，期间鲜闻有农、工、商的影子。大商人吕不韦之所以被载入史册，不是因为他经商有道、积赚下了万贯家财，而是因为其后来出任了秦国的丞相；富商的代名词“陶朱公”范蠡亦是如此，他的全部价值在于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而并非是富甲一方。

其实，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商”才排在了最后，比那些农民并手工业者的地位还要低下。尽管有些商人富可敌国，但就其社会地位而论，甚至还不如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农民。抑制中小商人的“贱商令”，各朝代一脉相承，反复颁行。汉朝时，官府规定，禁止商人穿丝绸、乘车骑马，也不许其子孙为官。直到明朝初年，政府还在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而商贾之家只许穿绢、布；农户一人经商，全家不许穿绸纱；还规定禁止商贩、仆役、倡优、下贱穿用貂裘；商贾及技艺之人，家里不许用银制器皿，等等。

对那些商人来说，这真是赤裸裸的歧视，将那些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商大贾与奴仆、娼妓甚至是下贱之人相提并论，不得不说古中国时期的商人真是悲哀的一个群体。

之所以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都颁布“贱商令”，我想那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才是国家的根本。而商业的迅速发展危及到了农业的根本地位，抢占了农业的劳动力。关于这一点，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说得很清楚，他说：

“而商贾大者积储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无论是大商人也好，小商人也好，他们都能凭借某种手段牟取暴利。那些经商成功之人，吃得好，穿得也好，既无农夫之苦，而又有千百之得。这样一来，哪里还有农夫愿意在烈日酷暑下耕作呢？还不如去经商，“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农人一流亡，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必然会受到动摇。

危害大，所以要“贱商”，所以商人的地位才低下。连农民都尚且不如，何况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士”呢？

在那个封建时代，无论是商人也好，还是农民也好，都认为只有读书才是正道；因为只有读书才可以成为士，也就是官了，有了官就有了一切。所以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读书人并不高，高的只是那些当官的，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统治阶级之人。量范进读了一辈子的书，如果没能考中举人的话，那么在他那位老丈人胡屠户的眼里，不过还是那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现世宝穷鬼”罢了。

日期：2011-10-17 13:0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