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官绅、民众团结一致，最终取得反对英国人入城的胜利。当徐广缙把这个喜讯上奏给道光帝后，道光帝非常高兴，他说忍辱负重近十年，如今外交上取得胜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为了奖励徐、叶二人的功绩，道光帝封徐广缙为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封叶名琛为男爵，世袭花翎；同时还特降旨表彰广州百姓的英勇行为。

当然，英国人在其他四个通商口岸入城时也遭遇过激烈反对，就算入城后处境也颇为艰难。国内民众由于爱国情操的激励，经常殴打英国人或者焚烧他们的财物，而部分官员也对这些事情持默许或公开支持态度。只不过广州入城事件较为突出，故将他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提出来。英国人虽然最终没能够入城，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放弃了入城，就在入城计划失败后他们已经产生了采用强硬武力手段对付清廷的想法。

日期：2011-10-05 10:05:34

（二）战争的再次爆发

1854年太平军正在进行北伐、西征，对清廷展开全面进攻，也是在这一年清廷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关系再起波澜。1854年恰好是《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认为中美《望厦条约》有修约的权力他们也有。恰恰《望夏条约》的修越期限也即将来临，于是英法美三国先后向清廷提出了修越的要求，但清廷只答应了其中的一部分要求。

当时由于英法两国正在忙于对俄的克里米亚战争，无暇东顾。美国虽然现在俨然以世界老大自居，但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都是跟在当时的世界三巨头英法俄三国后面乘火打劫的小老弟，典型的投机取巧的小人、见风使舵的高手，英法两国对中国没有强硬措施他当然也不会出头。

1856年太平天国达到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英法两国也在克里米亚战场大获全胜，修约又成为中外交涉的重点议题。由于中国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决不让步，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

按理说修约当然主要靠谈判方式解决，而谈判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需要双方付出不懈的努力。比如中国加入WTO的入世谈判一谈就是15年（主要是同美国），黑发人都变成了白发人；中日两国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的谈判断断续续仍在进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纠纷至今仍然悬而未决；由此可知谈判之艰难。但在那个殖民者肆意掠夺的时代，中国根本就没有谈判的余地。

恰在这一年，中英、中法两国之间分别发生了“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本来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一点儿磨差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那个强权就是真理的时代，理由存在的意义就是给他们的暴力行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只要我比你强总有打你的理由。“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英国蛮不讲理、百般挑剔、乘机发飙，攻占广州城，但是由于兵力不足，当天旋即退出。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尚为英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现在已经是英国首相了。当“亚罗”号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他强烈主张对华开战，当时英国议员态度不一，在经过激烈辩论后议会通过了对巴麦尊内阁的不信任案，巴麦尊解散议会。议会改选后巴麦尊派获得下院的多数议席，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并派出一支侵华军前往中国。在此之前，法国正因为“马神甫”事件向中国交涉，于是在英国的建议下，以此为借口派军侵华。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在叶名琛手中攻占广州，由于叶名琛此前对待英国人的态度十分傲慢，英国人对他非常嫉恨，因此在占领广州城后就直接把他俘虏到印度去了。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城后联合俄美两国率兵北上，直接威胁清廷的心脏——京津地区。英法联军到了大沽口后要求清廷派人到天津或者北京谈判，否则将进攻大沽炮台。咸丰帝迫于形势不得不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交涉。

谭廷襄来到大沽之后连日备办丰盛的宴席，以示天朝怀柔远人之意，酒酣饭饱之际倍陈天朝威德，诚如衣冠之会。清廷处理外交关系的手段很明显还是从前的老一套，对外交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的“宗藩关系”的层面上，但西方人吃了喝了之后抹抹嘴，丝毫不给情面。

谭廷襄在和英国翻译李泰国（英国人）会晤的过程中还没涉及到实际问题，就在“全权大臣”的问题上卡壳了。李泰国要求谭廷襄取得便宜行事的全权大臣一职才肯与他谈判，但清廷不允许。因为清廷确实本来就没有这个官职，现在又不想向洋人示弱，于是就没有答应李泰国提出的要求。

由于谭廷襄没有取得全权大臣的资格，英法两国代表拒绝同其谈判要求进京诉叙，清廷更是不答应。屡遭清廷强硬拒绝的英法两国恼羞成怒，遂向谭廷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在两个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清廷自然又没答应。最后双方大战大沽炮台，中国战败。

战斗结束后英法俄美四国又要求清廷派全权大臣到天津谈判，清廷迫于四国的军事压力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谈判。

在这次谈判中清廷起用了清廷最早的外交家之一耆英，由于英法代表知道耆英的外交经验比桂良、花沙纳丰富，因此拒绝和他商谈。桂良、花沙纳也担心耆英是皇上派来监视他们的，就上奏咸丰帝说耆英出面或已危及议和，于是道光帝就让耆英留在天津候命，但是耆英却在没有得到圣旨的情况下擅自回京，结果一回去就被锁拿下狱、被赐自尽。

在谈判过程中中英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准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英国态度强硬，非要公使进驻北京不可，而清廷则坚决不同意。因为中国的传统外交方式和近代外交格格不入，完全是另一种思维模式的外交，在宗藩关系、华夷之辨等思想的指导下，在西方人以及现在的我们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外国公使亲自向中国皇帝递交国书”等不起眼的小事情对清廷来说可是事关国体的重大问题，其中包含着对清廷主权、制度尊严的冲击。

当谈判的桂良提出或许可以准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时，朝廷里的反对浪潮一片。他们说这是“前古未有之奇闻”，如果他们进入京师将会“衣冠礼乐之邦夷于禽兽”，认为“从来外夷臣服中国，如修朝贡皆事毕即返，不许久留，所以中外之大防也”，坚决不让他们来到北京。但最后清廷为了维持和平大局迫不得已只得同意，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条约虽然签订了，但清廷对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条款一直耿耿于怀，为了让外国放弃“公使进驻北京”和“在长江通商”等条件清廷是下了很大力气的。咸丰帝甚至提出了可以用以后全免所有海关关税作为交换条件，但并没有得到英法两国的积极回应。为了阻止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清廷又提出了将换约地点改在上海，但遭到英法两国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