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密斋（万全）继承了陈、邹之说，以阴阳平衡、五味既济的观点，阐述了老年制方的“中和”之法。万氏提出了中年以后，不同年龄段的不同药饵养生法，强调了老年用药禁忌。他在《养生四要》中指明老人便秘，“切不可用攻下之剂，愈攻愈秘，转下转虚，虽取一时之快，遂贻终身之害”；对中年以后泄泻之疾，他指出“人中年以后，多脾泄之病，前健脾散乃圣方也，切不可用劫涩之药。”

李时珍推崇李东垣脾胃之说，主张调理脾胃，培补元气，升发清阳，多用温养之剂，以养生延寿。

张介宾提出了“阳非有余”的观点，尤重温补命门之火。

他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说：“观天年篇曰人生百岁，五脏皆虚，神气去而形犹存，此正阳常不足结局。”他创制了右归丸、右归饮两方，用以温养命火，张氏的这一学术思想，对老年药饵养生学有着重要影响。

李杲在药饵养生方面，反对贪补、峻补、唯补的偏弊，强调了“量体选药”的重要法则。李氏指出：“中年以后，必须药饵扶持者，亦须量体，宁从缓治，不可责效目前，反致奇疾。”

李氏的这一量体施以中和药饵的法则，在药饵学中很具指导意义。

清代养生家继承历代药饵养生的经验，并予以补充，使药饵学派更趋完善。如徐大椿强调了当审体质盛衰，阴阳消长，择和平纯粹之品，“稍为资助”的药饵原则。他在《慎疾刍言·老人》中说：“能长年者，必有独盛之处，阳盛者，当益其阴。然阴盛者，十之一二，阳盛者，十之八九，而阳之太盛者，不独当补阴，并宜清火，以保其阴”，“无病而调养，则审其阴阳之偏胜，而损益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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