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在一次励志讲坛上说过这么一段话：“90年代后为了加强我国科技建设，我们从世界顶级大学里引进了很多人才，什么哈佛、麻省理工、剑桥、牛津等等引进了一大批已经做出卓越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但我们很快发现这些人回到国内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更突出的贡献了。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科研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奇怪的是我们不仅没有像在西南联大时期那样在艰苦环境下依然能在科技上作出震惊世界成就的科学家，而且我们甚至也没有像康有为、梁启超、辜鸿铭、鲁迅、胡适、冯友兰和钱钟书这样对民族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国学大师！于是我们渐渐明白了，在五四文化运动前后涌现出来的这些大师们，他们对中国经典学说和道德伦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因而他们也能看到中国人骨子里的病根！所以当他们到西方求学时他们才会试图去寻找医治中国病根的良方，然后做出让我们敬佩的成就出来！而今天的学者，基本都是中国解放后完全学西方知识成长起来的，其间还经历过文化***，之后才留学海外，他们对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和道德伦理根本就不了解，有的人甚至不屑去了解，觉得西方什么都好，我们照搬过来就好了，而结果怎么样大家现在也看到了！”

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度倾向“革命”，美游归来，他彻底放弃“破坏主义与革命之排满主义”。欧游之前，梁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批评本有取舍，甚至怀疑；欧游归来，他彻底放弃“科学万能”之迷梦，主张在中国文化上“站稳脚跟”。于是《新大陆游记》被视为梁告别孙中山的“宣言”，而《欧游心影录》则是他告别“科学万能”并从而倡导“中国不能效法欧洲”的“告白”。（以上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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