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基层管理人员与其他一线员工面临着同样的现状：无论任何职位的人员，统统实现“只出不进”的政策，正常状态下的内部提拔也放缓了，加薪也冻结了，于是，这一部分管理者一是自身惶恐不安，二是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在这类心理的支配下，责任心也随着利益的淡化而表现得可有可无，同时，随着经济危机的加重，这些基层人士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岗位也是朝不保夕，今天抛头露面去得罪别人，说不定明天自己也要被迫离开，因此，让他们出面去做离职员工的工作，这些昔日威风凛凛的一线管理人员也只是表面应付，面对突发事件，不愿尽力去控制局面，个别人甚至暗中火上浇油，唯恐天下不乱。

控制大局的依靠对象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层管理者身上，在管理层会议上，大老板当着全体中层以上管理者说道：“公司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这是底限，发生任何类似事件，都由你们这些人来处理，现在的政策如何调整，也由你们最后决定，股东们都不参与，否则，如果股东们提出的意见偏‘左’了，员工们就会认为我们不仁不义，政策偏‘右’了，对防止类似问题的发生又不能起到根本作用，弄得股东们里外不是人”。

大老板把球踢了过来，俺自然处于风口浪尖之中，实质上，俺与股东们需要面对同样的难题：提出的方案与政策不能控制和预防类似问题，执行中就不会收到满意的效果，同类问题今后还是不可避免，甚至还将层出不穷；使用一刀切的强硬政策，员工们则又会把俺当成资本家的代言人，当成资本方的“打手”和“走狗”，从而对俺个人、对管理层进一步产生对立、反感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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