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他特意找凳子坐在院子中央,傲慢地翘起二郎腿,慢条斯理地说:“大学生!?唉——这年头大学生不值钱啊,出来还不照样帮人家扫厕所吗?”
冷言冷语将场面弄得极为尴尬,因为他是我的伯父,其他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人群再次安静下来。
幸好父亲不在而母亲大字不识,否则这些污水会将含辛茹苦将我送出“龙门”的双亲伤心至极。
族长精神矍铄,重重地用拐杖杵一下地,然后沉沉地咳嗽一下。伯父马上就闭嘴不语。
我知道伯父所述的典故。那时候贵州农村的计划生育还是依靠野蛮暴力来实施的,牵牛拉马砸锅毁铁的现象比比皆是。
邻村一个孩子,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他白天上课,晚上下煤窑背煤挣钱,一边维持生计,一边伺候眼瞎的母亲,最后高分考上贵州大学。
他的事迹一时传为佳话,成为十里八乡父母用来鼓励孩子的例子。大学毕业后工作分配尚可,但是因为工作总拒绝野蛮计生执法,被贬为清洁工,职责由政策制定变成打扫厕所卫生。
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曾说过,公正就像普罗透斯的脸,变幻无常。对于这件事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或者不同的动机下,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
对我来说,他是用良知来抗议野蛮的计生制度,而其他人则认为是倒霉。伯父所言不假,但是在这种场合说如此丧气的话显然不合时宜。乡亲们愣了一下没人搭腔,族长暗示一下之后,场面又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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