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便是荷兰占所台湾大员的问题。对于福建当局来说，他们意识到要彻底把荷兰人赶走是很费力的事，因此便想了一个折衷方案，把中国的土地分为“汛守之地”与“非汛守之地”，如果是“汛守之地”，便不充许荷兰人驻留，这包括所有大陆部分与沿海岛屿，而“非汛守之地”则是孤悬海外又无驻军的岛屿，这又以台湾岛为代表。对南居益来说，台湾不过是未开化的地区，即所谓的“未化大岛”，不妨暂时借给荷兰人停泊。在一份奏搞中，南居益是这样写道的：“（荷夷）寄泊东番（即台湾）瑶波碧浪之中，暂假游魂出没，不足问也。”

允许荷兰人撤退到台湾，这么一个重大事件，在南居益看来却成了“不足问也”的小事。这可以看出当时官员对台湾岛的认识有其局限性，认为不过是个荒岛，对其战略、经济等意义严重估计不足。在这一点上，南居益与前任巡抚商周祚是不谋而合的：“但不系我汛守之地，听其择便抛泊。”这种说法含糊不清，后来差点导致台湾从中国领土分离出去。显然福建官方的态度避重就轻，从文字表面意思来看，是允许荷兰船只停泊，可是既然船只可停泊，那势必荷兰人就可以长期呆在这里，而且对荷兰人在台湾的行动有哪些限制，都没有做出严格的规定。西方国家在条约或协定中，对细节十分注意，往往考虑十分周到，而明帝国这种粗放式的辞令，埋下无穷的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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