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刘光临先生的估算，188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约27.8亿银两，老百姓税负约占国民收入的3.2%。以此税率推算，根据1903年的10492万两财政收入，那年的国民总收入约为32.8亿银两。按照32.8亿银两的国民收入估算，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总计的6.5亿两赔款债务约为1903年国民收入的20%，比今天2.9万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21.6%）还低一点。从这一角度看，晚清的财政与国债状况并不比今天的差。但是由于没有现代金融体系，中国所有的流通的白银只有6-11亿两，而中国30年代以法币收兑全国的银元，含各地军阀私铸成分极其不纯的大量劣元，所得也只有14亿元，一块银元是0.7两左右。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这样的巨额外债造成白银对外贬值对内升值极大的掠夺了中国的资源，让列强们放弃这样的巨额利益，让中国获得金融独立与世界金融体系接轨，没有额外的代价和特别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在中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

1931－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危机，西方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对于当时的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通过这样的纸币对白银的游戏，西方早已经在中国赚足了利益，中国的资产货币化很低，使用实银是西方金融货币掠夺的软肋，直到此时中国已经穷困不堪没有太多的利益可以通过金融货币榨取，同时中国的巨大人口和市场是西方倾销过剩产能的好地方，这样的情况才发生变化，如何提高中国的购买力让西方倾销产品走出危机是当时的重点。1931年918事变以后英美支持中国发行纸币，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华的势力扩张，日本大量向中国资本渗透，日本将其货币改革建立央行后回收控制的大量白银，再以资本的形式大量借给中国和投资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和在经济上控制中国，大量的中国对日借款和投资、贸易以白银计算，同时还有大量日元贷款也是以中国的白银收入担保的，不让日本控制中国也是西方列强的战略重点之一。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诉求发生了变化，因此中国的货币改革才有可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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