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并不是这种观点的首创者，早在1896 年四月，《万国公报》主笔沈寿康在一篇名为《匡时策》的文章中就曾明确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八月，大学士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也提及类似的观点与言辞：“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从字面上来看，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貌似传统的中庸之道，但在这样一个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下，其观点不仅仅是多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更多的是要在稳妥的前提下体现出一种有节制的突破。可惜的是，在官场历练多年的张之洞虽能“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但他对此却是无能为力的。张之洞对维新派的变法事业持同情态度，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并办有报刊《强学报》时，张之洞允每月接济银3000两以充经费。但当他见到第一期报纸竟然以孔子生辰作为纪年而摒弃光绪某年时，不免大为震惊，不久即与与康梁等人断绝来往。

维新事业缺少了稳健派的从中帮持，新旧两派愈斗愈狠，最终不可开交，双双以惨局收场。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中就包括了张之洞在四川任学政时奖拔并带在身边多年的门生杨锐，而杨深秀，则在张之洞抚晋时被聘为书院襄理，是一个曾被借重的人。更为不堪的是，在两年之后，其主持浙江乡试时所取的门生袁昶和许景澄（均在总理衙门任职）因对排外直言相抗而被顽固派所害，而那些排外的亲贵也在庚子年后遭到严厉的清算。在百年前，新旧之争不仅仅是观点之争，更多是一种流血与性命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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