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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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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端方安排了两名摄影师对慈禧太后的下葬过程进行拍摄,以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宝贵影像资料,但葬礼一结束,此事便被某御史参劾,称“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另外,陵区内肆意架设电线,破坏风水,实为“有悖人臣之道”云云。

令人咋舌的是,该“大义凛然”、“义正词严”的御史,竟然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平心而论,即便是李鸿章在世,恐怕也未必会如此不开明,而作为摄影爱好者的端方,也是深知慈禧太后生前是颇为喜欢照相的,亵渎之罪,实属借机生事;至于陵区内架设电线(电话线),主要是为了通讯方便考虑,“大不敬”的帽子,恐怕也太大了点。

当然,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此,因为这次弹劾的目的,本质上是守旧派对改革派的一次政治斗争,而李国杰的出马,很大程度上又是挟夹私怨,因为他曾向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求官未能如愿。如果仅仅是李国杰等人兴风作浪的话,问题恐怕还不至于那般严重,但摄政王载沣对此“很以为然”,结果正值年富力强的端方便只好从直隶总督的位置上滚了下去。

载沣固然年少不更事,但未必会顽固守旧到这种地步。端方之所以不招摄政王的待见,恐怕还是因为他刚上任直隶总督便屡屡上折,为中枢出谋划策,而这种“过分的积极”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成了“指手画脚”、“摆老资格”。因此,在罢黜了袁世凯之后,再罢免一个端方,杀猴给鸡看,恐怕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这不过是载沣所出的昏招之一罢了。

《异辞录》中说,“帝自西狩(指庚子之变)以来,渐与太后母子情意如故。太后惩国家多难,宗社安危惟帝是赖,途中调护备极恩勤,帝亦眼事惟谨,欣欣然有祥和之气象。回銮之后,长白荣文忠公辅政,未几卒,庆邸代之。项城、西林,南北重镇,协力维新,天下称治,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此话固然是溢美之词,但随着新政的逐次展开,尽管其中有各种问题和不足,但总体来说,清末最后十年的发展与进步还是足以称道的。

但在载沣执政之后,政局、政风再次为之一变。《国乘备闻》中说:“孝钦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劻,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夤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

《异辞录》也曾这样评价当时的政局:“清末王公当道者,惟庆邸用人但知财货,犹不脱本来面目,亦不至大为宗社殃咎。洵、涛两贝勒、泽公,则非徒为利,而又自逞其才,故学生一派乘之而起。若辈接近邸第,把持部务,若似乎在王公及部员之间,生出一重障碍也者。至部则曰:‘王爷、公爷之意也。’在邸则又曰:‘部员非此不可。’因而上下其手,甚至潜施毒计,以覆其宗。革命之事,仍诸王公之自革而已。”

载沣当政,亲贵揽权,其中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皇族内阁”这一登峰造极之作。 1911年5月8日,清廷裁撤旧内阁和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新内阁的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举国都为之哗然。在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清廷犯下巨大错误,这等于是证明了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主张的正确性,这实为给革命党人加分的愚蠢之举。对于“皇族内阁”的出台,在海外为立宪斗争的梁启超愤懑至极,谓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皇族内阁”令士绅民心尽失,正如美国学者恒慕义在《清代名人传略》中指出的:“载沣几乎毫不具备做摄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质。他无力节制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显贵,他被迫授予他们政府高位,而不考虑他们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官员的支持,否则这些汉族官员在1911年的革命爆发时本会站在他的这一边。”恒慕义的话,不可不谓之中肯。

日期:2011-07-21 12:22:07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奔向天堂之路,我们踏入地狱之门……

-----狄更斯《双城记》

余论:清朝覆亡的十大教训

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在论述1949年国民党政权失败原因时说,“如果一座建筑物在暴风雨中倒塌了,那它倒塌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科学的回答是首先将建筑物的结构特性、其次对风暴的强度做出仔细的观察。如果发现这座建筑物的结构已经腐坏,人们就必须仔细掂量,倘若没有暴风雨,它是否就不会倒塌。然而,事实是暴风雨已经来过了,建筑物已经倒塌了,那么,可以说暴风雨是建筑物倒塌的原因吗?”

历史的大事件如火山的突然喷发,在人们惊叹于这种瞬间爆发的力量之美时,研究者或许更应该细致的考察其历史地层下的暗流涌动。同理,我们在考察辛亥革命的时候也必须对清末的社会经济结构乃至思想文化潮流进行重新审视,而不应简单的将革命的爆发与清朝的覆亡归因于种族专制、腐朽无能之类的皮相之说。

1、急功近利的考核指标导致王朝倾覆

中国的传统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其一向以“小政府大社会”的低成本模式维系,但在十九世纪后的全球化进程中,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倒逼下,这种模式乃至整个国家都受到了欧美列强的严重挑战,特别是甲午战败及庚子之役后,清廷为挽救王朝覆亡的命运而不得不艰难转型,其新政与立宪的过程实则暗含了由“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变轨迹。

“小政府”模式以“不扰民、少作为”为准则,管理成本虽低,但与之伴随的则为低效率,由于其不足以抵御外来的侵略,由此也带来了国内民众的极大不满并进而导致其合法性的丧失。为实现“富国强兵、器物转换”的目标,清廷不得不痛下决心,更弦改辙,其在编练新军、教育改革、警政改革、司法改革、官制改革、实业促进、地方自治乃至宪政改革等问题上分头并进,其规模之大,其速度之快,在令人感到惊佩的同时,也不免有些担忧。

事实上,清末十年中的各项举措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社会所能承载的压力,由此引发的财政问题更是致命的。毋庸讳言,各项新政的铺开均以财政为支撑,没有钱就不能办事,要办事就得花钱。由此,“永不加赋”的朝训被一破再破,各项加征摊派有增无减,羊毛出在羊身上,其落脚点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清末新政的困境就在于,要想在列强的虎视下“存国存种”乃至尽洗前辱,就必须改革变政,但多一项新政举措,就多一项庞大的经费支出,而财政的增收远远跟不上支出的急剧膨胀,就算没有武昌起义,“赤字财政”的维系也是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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