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后，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军阀也罢，甚至包括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其相信的通通都是武力，无论打什么旗号，最终均可以归为一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也使得中国一直在“治—乱”、“分权—集权” 的怪圈中来回打转。正如辜鸿铭在《清流传》中说的，民国进入了一个“群氓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人的特权，却带来了更多人的特权，一个真皇帝被赶下了台，更多的军头、土皇帝们却迅速崛起，对老百姓的鱼肉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革命党人的理想超越了当时的国情与国民的接受力，由此导致了民国后长时间的混乱，并开启了上世纪政治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先河。由于共和民主不是辛亥革命的主因，因而其不能成为革命之后经久实在的功绩，而宪政的制度化在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国目录。推翻满人的统治并没有真正开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之路，也无助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后，满族贵族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汉民族国家”，但事与愿违的是，推翻清朝后的国内政局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因为汉人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更加坠入深渊。

更有甚者，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政治剧变和失败，使得国民信仰的遭到了空前危机和混乱。正如鲁迅说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月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很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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