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7-27 00:20:09

在半纪实的散文《范爱农》里，鲁迅与主人公在绍兴光复之后，“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从布衣到皮袍，自然是一种革命性的蜕变，但其中又是谁来支付对价，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据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彭中英回忆，革命之后，其家乡广东化州在兵匪蹂躏、地主剥削之下，农业生产比前清更加衰落。物价天天上涨，谷价由过去二、三元一石涨到十多二十元一石，猪肉由毫银一、二毫一斤涨到五、六毫一斤。军阀们滥发钞票，这些钞票随着他们的失败而变成废纸，小商店因之亏蚀而倒闭，大地主的大当铺也因军阀的勒索军饷而变成小当押。大地主在商业上受到损失，便拼命加租，加重剥削佃农，如过去八石租的田地现在增加至十几石租，农民生活更加悲惨。在这混乱期间，一般富农变为中农，中农变为贫农或佃农，佃农无一为生，逃荒到城市去卖劳动力或沦为乞丐，以致乞丐遍地。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冯国璋的陪同下对禁卫军及八旗官兵讲话，据旗人所说，孙的讲的话他们既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因为其说的无非是建国大略之类的东西，而他们当时最关心的是切身问题，谁有兴趣去听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冯的讲话就不一样了，他就说了这样几句：“听说革命成功了，你们有点害怕。怕什么，有我就有你们。我的亲兵都是你们的子弟，我不信任他们信任谁。你们要安心听我的，有我就有你们。”（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

孙中山曾在革命后自承：“在没有革命以前，大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之后，就是中国人来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明白三民主义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想用革命手段来实行三民主义；在当时以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住做去，没有别样枝节。所以他们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当时都没有过细研究。”

“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由满清投降到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

民国成立后，时任内阁总理秘书的顾维钧与袁世凯有过这样一次谈话，袁问他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说“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者民有的国家”，但袁认为中国老百姓怎能理解这些道理，他举例说，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东西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说，民众的无知可以通过教育、法律、制度等来推动发展，袁说那岂不要几个世纪。顾由此认为，袁世凯并不懂得什么是共和国，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优越，而且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顾维钧认为袁世凯对共和国的性质完全不懂，但试问当时的中国人，理解共和制的又有几人？袁世凯的担忧和几个世纪之说，如今看来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推翻帝制实属拔苗助长的操切之举，而在1912年即仿照西方建立民主共和政治更是在毫无基础的沙滩上建空中楼阁，甚至连倡导的人也没有全盘规划，他们在帝制垮台后其实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英国驻华使馆武官柏来乐说，“在中国遥远西部地方的居民，对于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可能感觉不到任何差别，因为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影响到构成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苦力、车夫等的生活。扰乱给盗匪以一个大机会，他们是危险的大根源。贪污的流弊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如此之深，结果我怀疑它是否能在一个世纪以内铲除。”

民国成立伊始，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在致朱尔典的信中说：“值得说明的是，此地的下层人士中，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只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也在《紫禁城的黄昏》中不无刻薄的说，“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但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都没有……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也多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而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在他看来，“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的说法根本不曾得到过证实，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会随着共和制的建立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他们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

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到社会的基础，传统专制势力仍旧猖獗，民众还是那般的愚昧，“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在“形式共和”与“形式民主”未能焕发出生命力的时候，回归传统专制也就成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广大的底层人民而言，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切身体会与以往的改朝换代并无实质上的不同，皇帝虽然没有了，但政权的组织结构上并无翻天覆地的改变，把持着政权的依旧是前清时期的官吏和乡绅。

日期：2011-07-27 00:21:31

在袁世凯称帝败亡后，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其代表作《阿Q正传》。可笑而可悲的是，阿Q之前犯的是抢劫罪（也可能是盗窃罪，而且还是个从犯），但最终却被作为“革命的代表”处决——而所谓的“革命”事实，却是阿Q想做但并没有做的。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其实是“少数人革了极少数人的命”，或者根本就是“极少数人革了极个别人的命”，而千千万万个像阿Q那样的民众，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是完全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革命被那些新派人物和旧乡绅所垄断，即使在民国建立之后，占据人口绝大比例的一般民众也仍旧被排斥在机构之外，鲁迅的小说反映的不过是一般民众对新生民国极其疏远的事实。

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曾说，他们这批人开始是真心真意的想从井中将人救出来的，但结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十八世纪原地踏步。正如革命党人蔡济民那首传诵一时的七言诗：“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此诗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的反思？

朱宗震先生说，“民主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 此语可谓道破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真谛。是的，辛亥革命消除了形式上的帝制，却没有消除本质上的专制，这种建立在沙滩之上的胜利，如果想当然的视为一种重大进步的话，自然会为民国后的种种乱象感到失望。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开创了一个“民治”时代，但并没有达成一个“民治”时代。沿袭数千年历史的“帝制”虽然在表面上被废除了，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可能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曾几何时，民国的建立给无数人带来希望的曙光。但是，中国数千年来不断改革修正的传统制度，它仍旧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它并不会因为革命赶走了皇帝就同时死亡。当辛亥革命党人将原有体制摧毁并试图搭建一个理想中的西式民主大楼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陷入到“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尴尬境地。当老百姓没有从新生的民国中获得福利而反受其害时，难怪他们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昧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可怜的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结果反成了革命的牺牲品，更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是那样的麻木，杀头前依然是游街示众，依然是看客如云，即便在阿Q被砍头后，谁又能保证没有人拿着馒头去蘸阿Q颈上喷涌的鲜血呢。

革命潮来潮往，阿Q被砍了头，范爱农投了水，鲁迅自此远离了家乡，哗啦啦一场大戏帷幕已降落，历史的舞台上依旧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鲁迅以极具内力的笔触和极其沉郁的感情甚至鲜血写就的这部不朽名作，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更像是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只是，阿Q画的那个不圆的圆圈，绕了一周后又回到了它的起点上。

风含百种凄凉意，吹向人间做笑啼。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我们不禁要感叹：那么长的时间过去了，人们的生活特别是生活方式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