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是全盘否定帝国建设的大好局面。

由不得秦始皇不愤怒了。

人间天堂（4）

估且不论上述宏论的可信度，是否真有如此之糟。但可以肯定地说，侯生和卢生所批评的最后一点，即政府作风问题，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事实。

我们在前面说过，帝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推行过二项重要法律，即挟书律和妖言令。正是这二个律令的推行，其恶果眼下就逐渐显现出来了，乃至于可以言论自由的七十博士，都不敢轻易发表意见，怕得就是一朝不慎，人头落地，更何况布衣之身的民间力量。

本来这是一条很好的意见，如果是出自刚直之人之口，比如淳于越，或许秦始皇会听得进去。

问题在于，侯生与卢生这二个人，其言虽然不可轻，但其人着实可轻。原因在于他们言的冠冕堂皇，行的却尽是“坑蒙拐骗”那一套，因此，就显得动机极为不纯。

尽管以秦始皇的精明，足以洞察这一点，但面对几乎是事实的舆论压力，出人意料的是，一向乾纲独断的秦始皇，竟然亲自出面做出解释。

他说：“朕之所以颁布挟书律，本意是要除去不中用的书，免得教坏读书人。朕也并非把不同学术主张的人一棍子打死，却是广延天下文学方士集于朝廷，是希望与他们共建太平盛世。命方士练‘奇药’，是希望延年益寿，有益身体健康，这就是我的初衷。”

然后，秦始皇大声指责那些肩负某种神圣使命的方士：“可是他们太让朕失望了，韩生一声不吭地跑了，也不知会一声；徐市之流入海求药，徒费巨资亿万，却什么也没得到，我的耳根边听到的尽是他们的坑蒙拐骗；就是卢生、侯生，我待他们也不薄，到头来却拿我开涮。”

于是，从“秦真人”的迷雾中实现硬着陆，重新复归本来的秦始皇，下令彻查不法知识分子，界定的条件是，胆敢恶意攻击政府者。

这属于“妖言令”的管辖范围。

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值得关注：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应该承认，秦始皇大体还是公允的。他走的是讲究证据的法治路线，而不是不分清红皂白地全盘打击，全部处死。

就是说，理智还是战胜了愤怒，居于第一位，并没有为愤怒所障碍，随着性子乱来。

秦始皇是要“使人廉问”，廉者，察也。意思是，派人前去严加甄别，看看到底都有谁在乱说话。

关于后者，秦始皇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或，或许，只是一个表示不确定的词。

就是说，秦始皇初始并没有将在咸阳的“诸生”全部定性，认为他们都是“妖言惑众者”。

实质上，将这一问题复杂化，或者扩大化的，正是成份复杂的“诸生”自己。

文人自古相轻，这句话的准确意思是：倾轧与内耗。

这一点在所谓的“坑儒”一事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奉命办案的御史，他们当然是讲究一应以证据说话，何况政府也有一个严密的程序，来监督执法官的办案行为——详情见第二章。

然而，令我们大为震惊的是，这些成份复杂且又各怀鬼胎的“诸生”，充分发挥上述“光荣”传统，互相揭发，转相告引。

这其间一定夹杂着帮派，利益链，嫉妒，眼红，倾轧与打击报复。

结果就搞出了460（多）这个数字来。

且不管物证如何，最起码人证俱在，那就法办了吧。

“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就是著名的坑儒案。

扣在秦始皇头上的第二顶屎盆子，就此来袭——第一顶是“焚书”。再加上后世儒生的不断炒作，几乎罪大恶极，并且几近铁案了。

人间天堂（5）

重新翻检以上陈年宗卷，我们会发现，秦始皇坑儒，固然是事实，但结果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罪大恶极。

与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卒相比，依人命来计算，谁更罪大恶极呢？况且秦始皇此举意在警告那些诸生：再玩虚的，这就是下场。

如果贪官污吏该杀的话——秦始皇确实整肃了他的官僚系统，那么，存在妖言惑众与故弄玄虚之可能的诸生，比如卢生，无形中形成一道强大的舆论阻力，严重干扰了政令的有效贯彻，难道不应该敲一下吗？

当然，我们得承认，这个群体整体是好的，儒性是优良的，作风是过硬的，关键时候是能够拿得出手，豁得出去，冲得上去的，比如刚正的淳于越。

问题是，秦始皇这一敲，遂使后世儒生深感不安起来。因为从中，他们分明嗅出了深度的危险性。

儒生非常明白，如果因言而获罪，以致丢了卿卿性命，那么这一行就没法混了，因为他们正是依仗嘴皮子混饭吃的主。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后世帝王也学样，动不动就拿儒生的人头杀给猴看，那还怎么在这个社会上安生立足？

于是，儒生们心领神会，密切配合，团结一致，群策群力，一致将坑儒案做成铁案。

暴君秦始皇就这样练成了。

终于有一天，出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看不惯欺人太甚的儒生，勇敢地站出来打假。结果是，他得到了一个等同于神经病的评价－－叛逆。

他的书也成了禁书。

这个人就是明朝的李贽，他的书名确实很叛逆－－《焚书》。据说，打假英雄李贽大胆地揭露了那些所谓学者的江湖骗术，担心因此招来杀身之祸（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打算自己动手焚了《焚书》保命。

所幸没焚成，我们这才有机会一睹李贽的打假记录。

李贽这样评价焚书事件：“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际，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怨不得李斯、秦始皇也。”

李贽虽然认为秦始皇下手未免忒狠了点，但完全赞同他的做法，并且目为“英雄”所为。

而李贽对坑儒一案的评价，则完全点中了诸生一气造假的死穴：

“直使诸生至今犹害怕”。

诸生怕什么？

成为替罪羔羊。

综上所述，愚意，“焚书坑儒”，确有再审视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