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一批学者信从“西来说”，所依据的中国古文献，主要是《山海经》、《穆天子传》、《列子》、《路史》等著作。上述著作毕竟神话成分大大超过历史成分，其可信性值得推敲。不经过严谨的辨伪而盲信古书，穿凿附会，结果闹出很多笑话。

【14】，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考察了仰韶文化。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把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文化进行比较时，却得出了它们有可能同出一源的结论，并且认为最先发现的安诺彩陶早于仰韶，所以仰韶文化有可能从西方经中亚传入。这就是著名的“中华文化西来说”。

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是个真正的学者，拥有学者应有的诚实品质。 随着考古发展， 面对着种种不利于西来说的考古证据，安特生在40年代初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诚恳地说：“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道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的影响下，谈到把一种什么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时，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

【15】直到很晚的年代，仍有人主张中国的汉字源于埃及，日本的板津七三郎是一个例子。他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埃汉文字同源考》及其《重订及补遗》，对两种古文字作了大量的比附，甚至讲中国传说中的河出图，洛出书，载负图书的龙马、灵龟都是船，是埃及文明由黄河登陆的证据。其实他不但于古埃及文字所知有限，对中国古文字也没有多少知识，著书时所依靠的资料不是伪作就是不可靠的图版。由此可知，作者显然缺乏研究文字起源问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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