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缺少的不是别的，只是希望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理解！便如苏轼这般人物亦是概莫能外，这可能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士为知己者死”了吧？！据此看来苏东坡也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对于曾经的‘乌台诗案’——险些死在神宗的诏狱一事，早就在他心中成了过眼云烟！苏轼这些年的贬谪之路，已经让他对自己从前的种种行为有了深刻的反思和探讨！对于自己从前对待变法的态度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他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有自己的不同看法。

对于王安石的变法，其实在这个历史非常时期，许多新派人物与旧派人物对于变法的认识都是已经在一个更新的层面之上，许多的旧派人物也看到了变法图强的长足之处，而变法派人物也有人看到了变法的不足之处和尚须改进的地方。

如果说王安石为变法而“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是一种刑天舞干戚的不屈精神，那么司马光的执著精神也只得让苏轼再三感慨“司马牛，司马牛”罢了！

在元祐元年三月，当司马光下令命全国范围内于五日中尽废免役法，再行旧法差役法！此令一出，举国骚然。就连远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也不禁大为吃惊：“此法终不可废！我与先帝熟议两年方才实行、、、、、”

就连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此公且是司马老先生的儿女亲家！就是范纯仁也认为自己的亲家翁此事做的有点操之过急！他劝解老先生道：“徐徐经理，乃为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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