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胜于雄辩——唐末五代兵变的事情，一年之中不知要发生多少次。而在陈桥兵变之后的千余年中，再没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赵匡胤也可以视作兵变一事的终结者。是他在制度上根除了这种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如果把这样的人看作短视、苟且偷安的人，实在是令后人难以信服。

在他举起酒杯、温情脉脉的削夺兵权之后的百余年中，没有发生藏弓烹狗、大杀功臣之事。是否也可以视作百年大计呢？？？把他立国精神说成‘抱残守缺’、‘苟且偷安’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

开封作为四战之地，乃是兵家必争之要冲。不适合作为帝国的首都。雄才伟略的赵匡胤焉有不知之理？京都一旦有警，便是震动天下的大事。倘若出现銮舆播迁之事，如何号令天下？这种灾祸将是动摇江山社稷之事。

立国十余年时间，江南之地的割据势力已基本荡平。赵匡胤的目光穿越了北汉太原，聚焦在他真正对手契丹人身上。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得以顺利实施，虽然正确，但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契丹国虽然与宋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友好条约，但是做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赵匡胤心中明白和平并不能建立在契约之上的！

辽人与宋人不同，他们是以战养兵。始终是对中原之地虎视眈眈、垂涎不已。自从石敬瑭割让了幽云十六州地土以来，中原王朝失去了长城这道樊篱。来自北方的契丹游牧民族如果想要南下牧马中原、饮马黄河，变的更加相对简单，辽军倘从两国边境上挥戈南下，将是一马平川。而长于骑射的辽人将会施展所长，长途奔袭对于他们来说，极是擅长。汴梁城四通八达，是战是守都难以措置。如果是跑路，又如何快的过契丹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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